开封市一位退休工人收藏了300多封婚书，其反映的婚俗历史从清代道光年间始，历经太平天国，清光绪、宣统，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允婚书、卖身契、童养媳帖等各种形式的婚书带有婚姻制度沿革的深刻烙印。

　　60岁老人收藏300多封婚书

　　开封不愧为历史文化名城，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质朴的民俗民风中传承。龙亭湖畔，字画汴绣、古玩收藏举目可见。拐进岸边的一条寻常小巷，60岁的开封火电厂退休工人张鸿军就住在一个老门老院内，他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婚书收藏人。

　　“来了，快请进，我的藏品都在楼上呢。”张鸿军住的是独院平房，二楼是收藏室。“这婚书大部分都像半张报纸那么大，我有300多张，只有专门腾出一间房，铺在地上，才便于观看，另外这里干燥，有益于存放。”

　　推开门，一间20多平方米房间，地面上铺满了婚书。红的、白的、黄的、白得已经泛黄了的，还有彩色的，让人看花了眼。张鸿军把它们裱贴在纸上，下面写着自己的点评和注解，套上塑料膜，贴上编号。这些所谓的婚书，并非都是“结婚证”，还有离婚证、订婚书、允婚书、卖身契、童养媳帖，以及古时候算卦先生推算婚期的帖子，总共有300多封各种婚书。

　　收藏的最早婚书距今170年

　　张鸿军收藏了不同时期的婚书，从清代道光年间，太平天国时期，光绪、宣统年间，到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婚书时间是1837年，距今已170年。

　　清代婚书，多为古人手写，字是从右至左竖列开来，一般是楷书体。字迹虽小但是工整大方，布局有条理，年代虽久远，但笔法力度依旧清晰可见，白纸黑字，加盖一枚方形红印，朴素美观。不仅是一份婚书，也可以称得上是书法作品。

　　张鸿军说，清代的婚娶一般是先由男方求婚，然后女方允许，接着双方订婚，最后是算卦先生为双方择选吉日。他拿出那份170年前清代道光年间算卦先生写的《详选大婚吉日书》，纸色发黄、边角残破，但上面的黑色毛笔字还能够看清：“乾造乙卯七月三十日子时生……坤造癸未十一月十五日子时生，五月十月大利，四月十月吉利……阴阳不将，夫妇吉昌，麟趾呈祥，乾坤吉利。”张鸿军作了注解：乾造和坤造说的是男女双方的生日，占卜者由此推定他们结婚的吉利日子。

　　“你看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结婚证。”张鸿军拿出一份黄色的婚书，“这个时期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婚俗，设有专门的婚娶官员批准双方成婚，而且女方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摆脱了包办的婚制。”这一时期的结婚证叫做“合挥”，“合”意思是结合，“挥”表明凭证的意思。一式两份，“合挥”两字写在两份骑缝处中央，双方各执一份，只有合并在一起才能完整显现。

　　民国时期的婚书就出现印刷品了，加盖的章印也由方变圆。张鸿军拿起一份让记者看，上面不仅画着鸳鸯戏水，还有凤凰展翅及牡丹花，很像中国传统的工笔画。上面写的是：“今由钟炳先生介绍，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十一时在仙舞宫，举行婚典，恭请袁希濂先生证婚，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在婚书的左下角，从右至左依次排列着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名字。张鸿军指着婚书上面的邮票说，那时候婚书上必须粘贴这个，这也是当时法律规定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婚书与先前的差别就很明显了，张鸿军随手拿起的一张结婚证和普通贺年卡大小相仿，可折叠，上面还印着毛主席头像和闪着金光的五星。

　　各种婚书见证婚制百年沿革

　　记者捡起一份红色的婚书，问：“你为什么要在这张婚书上面注解‘时代的悲哀’？”

　　这份婚书正面是结婚证，背面是张“卖身契”：“自立婚书人韩门牛氏，因夫病故，订婚人书所留妻有养愿改嫁，上夫留其九岁女儿为安门，大洋二百元，其小女当父，当日过门，日后有人争碍，牛相持一面承当立婚为证，民国十七年正月二十九。”

　　张鸿军解释说：“这位妇女因夫病故，把自己和女儿卖了200块大洋给别人家了，并用结婚证作保。这是典型的自写自卖，旧社会穷人当中很常见，也算是以身抵债吧，就像《白毛女》里的喜儿给地主抵债一样。”

　　张鸿军又拿出一份末代皇帝宣统元年的“童养媳帖”：“今因第一侄女九岁，情愿许于薛宝根第二儿为童养媳，谨将所生年月到于左，及笄后再行完婚，聘礼白银五十两。”这份“童养媳帖”是印刷体，签写人只需要填写姓名、年龄、聘礼、所生子女排行第几等等。由此可见，这一婚俗，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你看，这叫‘允婚书’：不揣寒微敢攀，名门敬承，媒议愿结朱陈(女方父母姓氏)谨允。这可是稀罕东西啊！因为是袁世凯八十多天皇帝生涯中全国统一印制的，你想想能有多少张？”婚书左下角写的时间为：洪宪元年阴历二月十四。

　　“为什么叫‘允婚’啊？”记者问。张鸿军说：“旧社会结婚，男方看上哪家姑娘了，就写一封求婚信，由‘牙客’(专门从事婚事接洽的人)或媒婆提亲，女方若同意，就会在上面写上一个‘允’字。这就是允婚书，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一种婚俗习惯。”

　　张鸿军拿起一份民国时期的粉红色的结婚证笑着告诉记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它“初婚证”，因为那时候，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但是第一次结婚就必须用粉红色的婚书，象征走“桃花运”。

　　记者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婚书，上面还印着太极八卦图。张鸿军讲解起来：“你拿的是张算命先生写的，可不要小看它，正是这么一张纸，就可能拆散一对姻缘。它具体意思是说，这家娶的媳妇，因为娘家的屋门朝南开，所以会给丈夫家带来不祥，建议男方不要娶她，必须是屋门朝北，才算合适。反映了当时封建文化是如何制约男女之间美好爱情的，想想咱们现在，社会进步了，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结婚了，这多好啊！”

　　让张鸿军遗憾的是，藏品中还缺少“休书”，因为“休妻”是古代封建社会一种特殊婚俗的表现，女方视其为耻辱，很少人愿意保留，物以稀为贵，所以流传下来的就很少了。就好比是现在的“离婚证”也比其他婚书收集难得多。

　　18年收藏乐在其中

　　张鸿军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收集的人，到现在还存有很多邮票、明信片、奖状、小人书，都是这些年不断从各处搜集来的。

　　1954年的一天，张鸿军照例去买邮票，发现信封里夹着一张结婚证书。上面还印有婚姻法的内容，在落款处看到一枚方形印记，他挺好奇：这公用的印章都是圆形的，为什么这个会是方的呢？方形印一般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才对啊。后来，一次到外地收购奖状的经历让张鸿军得到了第二张结婚证，上面也印着婚姻法的内容，只是和以前的有所不同，张鸿军开始对婚姻法注意起来。

　　“现在的婚姻法，已经是第4次颁布的了。以前你要是个干部，娶媳妇都要查对方三代出身，现在拿着户口本自己就去办了。从这结婚证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张鸿军对记者说。

　　1989年，张鸿军开始专心收集结婚证。他订了专门的收藏杂志，从上面获得藏友们的联络方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江苏，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跑遍了全国许多省份，有时还拿着自己珍藏的物品和对方交换。长期的收集让他认识了许多朋友，但有许多都从未谋面。

　　张鸿军告诉记者：“我们之间都很诚信，从不欺骗对方，浙江有个藏友是通过报纸认识的，没见过面，可是能算得上好朋友。人家很支持我，每次我提出要求，人家都是先把自己的东西寄过来，让我随便挑，喜欢上哪个再通知他，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还有个山东的藏友是通过集邮认识的，电话联系很久也没见过，但知道我喜欢这个，于是非要把自己的结婚证给我收藏。”

　　张鸿军还告诉记者，自己珍藏的最爱是一套解放区时期的订婚书，用了1800元外加很多“袁大头”换来的。去交换的前一天，自己躺在床上，最后一次摸着那些“袁大头”哭了一夜，只有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终究还是想通了。从开始收集到现在，几乎花去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记者问：“你把家当都花进去了，家里人不埋怨你啊？”

　　“非但不埋怨，而且还很支持，老伴儿还经常催我跟藏友写信打电话，家务活我从来没有干过，天天忙着收集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呢。”

　　张鸿军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个展览，他告诉记者，现在收集结婚证的人还不多，只有吉林省和浙江省的几个地方有人收集，所以特别希望能办个展览，哪怕是在别人的展览上展出也行，只要能把这些婚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了解一下古代婚姻习俗，自己就非常高兴。

　　张鸿军说：“从这些婚书中，找到了一种文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