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背后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记者是真的假的,只要来了破财消灾就是。”“‘窑主’们根本不在乎几个钱,而当时煤矿事故报道产生的影响,确实吓到了他们。”李治军说,采煤业的不规范,尤其是黑煤窑和黑煤检站的泛滥,提供了滋生假记者的土壤。
根据大同市官方的说法,这两年大同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间的观点,黑煤窑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有些报纸的发行任务,都是通过主管煤矿安全的部门直接分派完成的。”1月28日,山西一家党报驻大同记者站站长说。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也曾表示,地方小煤矿可能存在着官煤勾结的情况。
据当地官员介绍,除了黑煤窑还有部分煤检站违规操作,黑煤窑就是通过他们的检查,才能从大同运出去牟取暴利。
“想当煤检站站长,除了在煤炭公司、当地政府里有关系,至少还得花个100万才能当上,当一个管五六个人的班长,也得花10万以上。”李治军说,只要能进了煤检站,一年就能捞回十倍的“过路费”。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真假的,只要去破财消灾就是。”李治军说。
“大同假记者已经泛滥成灾了。”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说。
然而,1月11日,大同市公布的《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却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
虽然大同市官方坚称“打假”跟兰成长被殴致死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微妙的先后关系和案件曝光后,大同方面的反应,都受到了强烈质疑。
《南都周刊》发表专栏评论,指出“大同不能以打击假记者为真凶开脱”,另外一些媒体评论指出,大同政府方面是在转移视线,掩盖地方官商勾结的根源问题。
1月28日,大同打击假记者专项活动领导组拒绝接受采访,据政府方面透露,迫于舆论压力,目前“打假”专项行动已经暂停。
“刚开始的时候,矿主们也不懂这个,他们大多是经过政府里的熟人指点,才开始这么做的。”李治军说,假记者成风、出钱摆平记者的风气形成,跟一些颇有媒体交道经验的官员有关。
据李治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矿难报道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府方面已经和媒体大量接触,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有些所谓大腕记者吃两头,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窑主’们遇到问题,向政府熟人请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钱摆平的办法。”李治军说,也有官员或者矿主找相熟的“大记者”支招,包括什么样的媒体怎么接待、给多少钱,都是由记者策划的。
真假难辨
“关于记者以及广义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需要明确的界定。”兰成长事件之后,李治军一直窝在城里,帮媳妇看店、卖女装。1月28日中午,他联系了几个同行,不是在家买菜、看孩子,就是聚在一块喝酒。“最近风声比较紧,很多同行的发行站、办事处都关门了。”大同市新闻中心资料,在市新闻出版局登记、获得大同官方认可的记者站,只有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电视台等8家省内主流媒体,人员总数不超过50人。
而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在山西设站的媒体有80多家,不光有国家权威媒体以及下属新闻单位的。
“山西境内有的大同都有,甚至名目更多。”李治军说,很多媒体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时事观察、时事报道等等,大多都是名义上挂靠在国家党报下属的一些杂志下面。“”而他们的从业人员,按照管理规定是负责发行业务的,但是,他们一般像兰成长一样,拿着记者站颁发的证件,进行‘采编一体、以采编促发行’的活动。“李治军说。
这两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影响力,大同也出现了不少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也以记者的名义进行采访。
在大同警方公布的兰成长事件调查结果中,当天与兰一起到煤矿的“中国论坛黄焱忻”,经当地媒体证实,就是今日中国论坛在大同的工作人员。
“这些自称是网站工作人员的,也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有的名片上某某论坛驻大同调查员、调研主任等称呼。”李治军说。
“那么多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能分辨清楚?”山西一家省委机关党报资深记者、驻大同记者站站长说,国家并没有法律规定,记者站通讯员之类就没有采访权。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在几年前提出要求,记者应当持有该署统一印发的记者证,但实际上,因为体制原因或时间因素,一些媒体内真正承担报道采访任务的记者也未持有这一证件,所以仅凭这一证件也很难判断真假。
因此,有媒体评论认为,判断是否真记者,主要应看其是否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中国青年报》也发文指出,只要是以发文为要挟要钱要物的,都是假记者。
“假记者泛滥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大同出了这个事以后。”1月31日下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林江说,“关于记者以及广义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需要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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