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被矿主组织人员殴打致死。与此同时，当地发文打击“假记者”，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在一个仅为地级市的大同，各种名目的记者站、办事处林立，还有上千名自称是“记者”的人不断地出现在煤矿事故等现场，手持矿主送的钱物离开。

　　至少从2000年起，假记者风潮即已兴起，而当地的非法煤矿、官煤勾结现象成为假记者泛滥的土壤。

　　1月25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被殴致死案后第14天。

　　山西大同，断断续续地下着场太阳雪。

　　对于穿梭于闹市的大同市民而言，这个沸沸扬扬的事件，跟冬日阳光里飘下的雪花一样，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脚步。

　　市中心的鼓楼下，车辆蛮横地较着劲，交警的眼皮底下，没有牌照的轿车不时缓缓驶过。

　　“这一片，至少有200个人挂着各种‘记者站’的名号租房办公。”干了十多年记者站工作的李治军(化名)，一边无聊地敲打着方向盘，一边指着鼓楼西边的商业区说。

　　一个“记者”的生涯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第一次到小煤窑采访，薛飞才发现在这里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记者”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只有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采访证”。

　　薛飞，大同市大同县人，曾有100多天的“记者站记者”生涯，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煤矿的出纳。

　　“谁赶上了，都跟兰成长一样。”1月26日，听到“1·11”案件又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的时候，薛飞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5年7月大专毕业后，薛飞在太原一家超市里当过管理员，同年年底，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分类广告里，看到一条臭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事，“国家权威媒体招聘采编人员若干”。

　　简单的面试，拿到盖有“××日报山西记者站”公章的工作证，薛飞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驻大同，号称采编、排版、发行、邮寄为一体。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薛飞苦笑，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薛飞说，干这行，有同行的前辈关照很重要。“他们呆得时间长，上下关系熟，也知道哪里有新闻。”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薛飞已经在大同呆了半个多月了。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体记者站的同行约薛飞到天镇县一个刚刚出了事故的黑煤窑采访。

　　这是薛飞的第一次采访。没钱买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浅色的，有些不合节气”。

　　七转八弯的到了小煤窑，看到眼前黑压压聚了一堆“记者”，薛飞发现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余了。

　　有穿得挺鲜艳时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发户似的，衬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条便宜裤子，几乎是比较流行的装扮。

　　“有个爷们手里拿着个记者证，一身蓝色工作服，裤腿上还都是油漆点子。”薛飞说。

　　后来，薛飞问同行知道这个自称是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实际上是个刚上岗的发行员，他的主业是个装修工。

　　那天，大家排着队到矿上的办公室里领钱，“大约是两三千吧，也有讨价还价的，听说要是有真的记者站站长来了，矿主就要放点血了，少说也要一两万。”薛飞说。

　　经历此类事情多了，薛飞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渐渐明白，去矿上搞收入，是个“技术活”。不在于你的真实来头，甚至目的是否是采访都不重要，因为大多的矿主不懂，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么说，要根据矿主的个性，谁能说到点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买个几百份报纸之类的赞助更是不在话下。”薛飞说，他从来没有张嘴要过钱，那样他觉得脸热。

　　薛飞开始感觉到，当初看来遥不可及的创收任务并不难完成。“你只要有个证件，再有个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点边的，下去随便找几个煤矿扫一圈，一两万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个月，他创收了一万多元。

　　当月，薛飞因“表现不错”，被领导委以“新闻主任”的高帽，并授意薛飞，冒充北京总部来的记者，到大同下面县里吓唬人，捞广告赞助。

　　“我当时就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出了事，领导全然不负责任。”薛飞说，可当时他还是一口应承了下来。“在连哄带骗的拉到8万的广告赞助后，薛飞被人告发。

　　最后，他花掉了所有的创收上下打点，最终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过了一个连回家的车票钱都凑不齐的春节以后，薛飞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

　　再往后，薛飞成了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一个月能回市里一次，与白天卖服装、晚上在酒店做足疗的女朋友见一面。

　　薛飞说，现在的日子，让他快忘了自己也曾经做过记者，直到听说此次兰成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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