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篇： 陈思：救助是一种乐趣

　　说到关于救助南京长江大桥上自杀者的话题，陈思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陈思出生于1968年，江苏宿迁人。1990年来南京打工，先后在大厂卖过熟菜、水果，开过烟酒店。2003年9月19日起，他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义务登上南京长江大桥巡查，干预跳桥自杀行为，3年多来，共救出轻生者109人。其事迹见诸于《南方周末》、“鲁豫有约”、《纽约时报》等。2006年初，南京有关部门为陈思申报参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

　　媒体的报道，将陈思推置于舆论的旋涡之中。在一些自杀者眼中，陈思已近乎“神话”人物；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陈思似乎是个“麻烦制造者”。面对如此的两极评价，陈思似乎已经显得波澜不惊。他似乎不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但是一旦打开话匣，仍如以往侃侃而谈。陈思现在在一家私人物流公司打工。对于义务救助自杀者，陈思还有着更大的“规划”。

　　我没放弃救助行动

　　对于“生命守望队”这个庄重的名字，陈思的内心极其渴慕。但让他难以释怀的是，他一直游离于这个“组织”之外。“组建生命守望队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找过我。”陈思说。作为一个著名的自杀救助者，陈思如果加盟“生命守望队”，会对这个“组织”的工作有促进作用吗？陈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陈思坚持认为，自己的名气要比“生命守望队”大了许多，他3年来共救助了109名自杀者，而“生命守望队”成立月余，未有多大建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思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采访中，记者听到很多说法，其大意指向是：陈思现在已经不上大桥救助自杀者了，别说是平常，即使是陈思自诩的双休日，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为了做本篇专访，记者多方寻找陈思的联系方式，却一直未果；而浏览陈思自己名为“心灵沉思”的网站，也已经无法登录其上。

　　记者：你放弃了自己救助自杀者的举动了吗？

　　陈思：我会放弃吗？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我的现状，我仍然在大桥上，只是地点从以前的南堡换到了现在的北堡。过去，人们总是在南堡看见我，现在人们可能因为在南堡见不到我，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不在桥上了。为什么改换地点？因为南堡现在有生命守望队的保安在那里。现在，我在桥上时，每20分钟到南堡去一趟。只是近两、三个星期，因为种种原因，到桥上去的少了点。

　　“心灵驿站”难度更大

　　据陈思介绍，他自己的“心灵沉思”网站，是志愿者帮助设立和维护的。而之所以将其关闭，有两个原因。其一，该网站一年的宽带费用需2万元，依自己现在的收入，已经无法将其维持；其二，他后来发现，这个网站的名字——“心灵沉思”，已经被一个内蒙古人盗用，成了一个黄色网站的名字。该网站关闭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重新有了自己的网站，并且有了自己的博客。

　　在陈思的博客上，记者看到了他自己撰写的救助经历和生活工作情况。其中所记载的捐款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从去年9月起，陈思成立“南京长江大桥‘生命之友’基金会”，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至今，陈思共接受了11笔捐款，其中最少的一笔为10美元，最大的一笔为980美元。陈思在他的基金管理办法中写明：所有的捐款全部在网上公开，专款专用，接受捐助者的监督。

　　陈思自己的网站被关闭，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其已经远离自杀救助工作。实际上，陈思已经在开始另外一项更为实际的救助工作。去年底，他专门租了房子，用于专门安置自杀者救助的善后工作。

　　陈思将此地命名为“心灵驿站”。

　　记者：与此前单纯救人相比，“心灵驿站”的工作似乎难度更大？

　　陈思：以前救人最大的问题是善后如何处理。有了“心灵驿站”，起码被救者有个待的地方了。现在，“心灵驿站”已经安置过4个人，最长的住了28天。实际上，这个“心灵驿站”成立后，等于是将以前该由有关部门承担的事情，由我自己扛起来了。

　　记者：“心灵驿站”如何运做？有商业目的吗？

　　陈思：我自己每年要花5000元用做房租。都是我自己贴钱。有12名南大心理学系的学生在这里做志愿者，对自杀被救助者分别进行男女一对一心理的疏导。

　　救助行动是种快乐

　　陈思救助自杀者的举动，有着强烈的心理动因。数年前，他的一位远房伯伯将他带至南京打工。他后来亲眼目睹了伯伯从大桥上跳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惨烈的情形， 给陈思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加之，媒体上各种自杀的报道，令陈思不胜唏嘘之后，使其自然萌生了上大桥进行自杀行为干预的念头。

　　记者：如果说，三年前你上桥救人是出于单纯的同情和感慨，那么，三年后的今天，你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陈思：现在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乐趣。

　　记者：这种乐趣的来源，是因为媒体对你的“歌功颂德”吗？

　　陈思：实际上，也有媒体批评我。也有不少社会上的人，说我是为了名利。但是，现在这样说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感到很欣慰。在大桥上救助自杀者，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一些退休干部和市民也参与其中。我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回报，就是有越来越多人认可我。

　　记者：永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吗？

　　陈思：不，真正感到哪天实在承受不了压力了，我就退出。但是，现在我还有乐趣，不会停止这个工作。

　　陈思对于媒体的态度，似乎存在着双重心理。在他屋子的墙上，张贴着两张醒目的大照片，分别是与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央视《实话实说》主持人和晶的合影。显然，陈思很看重这两家媒体的分量。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也不经意中流露出对媒体的抵触情绪。

　　记者：你怕媒体吗？或者说，你是否尝到了媒体对你过分拔高的后果？

　　陈思：老是接受采访，没意思。拔不拔高，在于被报道者个人的心理感受。说实话，我现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确有压力。一是我怕说错话，我最怕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我的话经过翻译后，往往走样。另外一个原因是，媒体对我的报道往往给人一个印象，好像都是我个人的功劳，其他有关方面什么事都没有做似的。这可能就是媒体报道带来的负面效应。

　　记者：你对自己有何评价？

　　陈思：我永远不会对自己做出评价。

　　作为媒体的“宠儿”，陈思身上有着过多的光环。出名后的他，生活并未有多大变化，他仍旧是个“边缘人”的身份，游离于体制和城市之外。但显然他已经不负盛名之累。媒体仍将紧紧盯着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一直试图以坦率和轻松的面目示人，但他的神情和语气中，已经难掩疲惫和木然。

　　他告诉记者，他和警方沟通很少，将自杀者救助后，也很少送到派出所，除非实在处理不好，才会将人送去。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私人物流公司的打工者，工资不高，刚好维持他的生活。

　　记者手记

　　建立救助机制是对自杀者生命权利的最终尊重

　　对生命权利的尊重，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要义之一。

　　尊重，如果沦落为激情似的口号，既可悲又可怕。只有真正建立基于“尊重”理念之上的救助机制，才是对生命权最终的尊重。

　　采访中，沉痛和无奈时时袭向我们。这是一次检视和追问的过程。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对于自杀者的救助，我们仍旧停止在“初级阶段”——所谓的救助机制，更多存在于概念中，无法具体清晰地描摹其发展框架。自杀者救助机制真的那么难以形成？肠梗阻在哪里？面对一个个具体的采访对象，我们总是这样在脑海中追问。一切似有答案又似无答案。

　　每年近30万人自杀，同时还有高达200万的自杀未遂者——这是我们社会一个基本的状况，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的自杀救助机制缺失的严峻现实。在此情境下，救助只能出于同情和道义一途，没有机制作为保障，困顿丛生就是一种必然。

　　救助到了警方或者陈思者们处，戛然而止，无法更进一步。他们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属于他们承担的东西，以致不堪重负。他们虽有抱怨，却无法推脱。全社会在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所感动的同时，却忽视了道德的力量在面对那些脆弱的心灵时，所呈现出的软弱和单薄的客观现实。

　　不是道德的力量不值得尊敬，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心灵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更为理性的思考。

　　一个令人徒叹奈何的现实是，全社会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于这种“道德力量”进行了推波助澜的渲染。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个体的功劳，却往往忽视集体的力量，更别说自觉地思考自杀救助机制如何建立。由于没有机制作为衬底，道德力量遗憾地化为一种隐然的对立情绪。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关于陈思的负面评价。作为一个义务自杀救助者，陈思无论有否抱着个人目的，其举动客观上总存在褒扬之处。但陈思经常被人说成是“麻烦制造者”。在采访中，我们一直有着这样的设想：假如陈思成为“生命守望队”队员之一，既可提升“生命守望队”的知名度，以唤起更多志愿者加入救助者的队伍，同时又可解决陈思的生计问题，岂非一举两得之事？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设想是一相情愿，因为有关部门似乎从未将陈思纳入视线之内。

　　这或可看做是救助机制缺失所造成的一种“断裂”。如果这种“断裂”扩而大之，其后果比自杀现象更为可怕。

　　生命已逝，生者犹追。面对每年近200万自杀未遂者这个庞大数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建立自杀救助机制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来源：江南时报；作者：王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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