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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会不定期远离喧嚣亲近山野，但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社会

　　隐士，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符号，他土生土长，又与儒、道、释、法等传统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他并非是一个可以整齐划一的阶层或者群体，但从古至今，隐士都是具体而有所指，甚至在不同时期，人们大可以归纳出当时的隐士“领袖”。

　　通常而言，隐士指隐居不仕的读书人。但对于隐士，人们最常联想到的是青松明月、山野林泉的野逸生活，孑孓独立、淡泊清静的高洁人格，以及不羁于流俗的独立性格。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隐士，几乎成了一个个性自由、有完整自我的代言。

　　但这种认识并不确切。

　　当社会上的外部压力足够强大时，就会有大量具有隐逸思想的人出现，为自己在精神层面开个天窗，成为一种对既有制度压迫、精神桎梏的反弹。也因此，风清云淡的生活也只是中国隐士的一种表层现象，精神内里即便是一种沉静，也是诸多激荡后的沉淀。正如《易》中所言：“天地闭，贤人隐。”又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南怀瑾先生于《隐士与历史文化》中也说到这一层，“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

　　但站开了不是不管，而是在明知不可为时，不勉强去做，不会把儒家的硬砥中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正如南怀瑾先生多次提到的唐代“文中子”王通，在暴隋之时，王通便有志于天下，欲取而代之。但考察一番之后，觉得事尚不可为，便回家培养年轻人。至唐之开国，如李靖、房玄龄、魏徵等一干元勋多是他的学生，也算以此方式开创了唐代的三百年历史与文化。

　　于今，每当谈到隐士，人们多会在一种消极的语境中来审视。但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隐逸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并非如此单纯，“处江湖之远”者往往亦多有怀有庙堂之忧。

　　中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至商周而显赫，伊尹、姜尚、伯夷、叔奇，至秦汉时的商山四皓、张子房，再汉以降的诸葛亮、陆机、谢安、陶渊明、陶弘景等，无一不是心怀时局之士。这些人中，又多为经纬天下局势的历史关键人物。

　　但在崇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中国，古代文人更多愿意从“德”之所立来看待历史上的贤人隐士，以此作为身处困厄时的一种心里安慰。而对隐士现象中所反映的现世关怀，却少有注目。这种功利性舍取的偏颇也是造成现世大家常把隐逸与消极相关联的原因之一。

　　《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是近两年畅销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比尔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并试图对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进行梳理。但可惜的是，按照他对中国古代隐士的既有认识——“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他找到的大部分只是也只能是一些出家人，比尔把这些修行者视为中国当代的隐士。

　　无疑，这发生了很大偏差。且不说伊尹、姜尚、张子房以及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等人，即便是作为中国隐逸“掌门”的陶渊明也并非只有“采菊东篱”的静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文学史上早已为人所知。

　　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大隐隐于市”的老话，而是应凸显中国隐逸传统中，隐士本身具有的个性完整与现世关怀。如果以此为参照，那现存于中国的当代隐士绝不是比尔·波特在大陆所拜访到的那些修行者，也并非都处于名山大川中的寺庙庵堂。

　　他们的所在，往往就在中国快速前行的各个都市里，他们会不定期远离喧嚣亲近山野，但目光却从未离开过，这与山上不知魏晋的修行者是不同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