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平均房价约10万一平方米的北京二环内，还有一群抽粪工人。

　　每天或每两天，在几乎固定的时间点，抽粪车挤进北京城里的胡同，寻找那个塞在墙根或一辆电动三轮下的圆形粪井。有大姐从公厕的门冒出个头问，“之前那个小伙子呢？”“他请病假了。”工人说。有街坊补一句：“他腰椎间盘突出。”一只大狗直立起半身，在亲昵地嗅抽粪车司机的手。

　　来抽粪的是头发灰白的老师傅、30岁出头的退伍军人、戴着棒球帽画着绿色眼影的年轻女人，或者从郊区密云坐两个小时车进城打工的中年人。

　　百年里，从马车、三轮车、一米多宽的581型抽粪车，再到现在宽3米承重近3吨的抽粪车。

　　胡同和粪便清运工人塑造了彼此：抽粪车量着胡同宽窄设计，居民的房子“恨不得量着车轱辘”盖。北京东城区环卫中心时传祥所一共有42个抽粪工人，他们多由于“稳定”和“习惯”做了抽粪工，就这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北京胡同生活绑在了一起。

　　胡同是“讲情的地方”

　　付晨今年30出头，干抽粪工有10年了，是时传祥青年班班长，一次干活时，他听到路过的男人对孩子说，“看见没，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干这个”。付晨说，“我这个也是退伍分配的。”“不会吧，退伍就分这个啊？”

　　实际上，在抽粪这件事上，机器留给人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一个抽粪工人抽干一个粪井里的3吨粪水只需要7-10分钟，更多的时间，他们在挪车、腾路、和街坊打交道。

　　胡同狭窄，人均居住面积小，有的15平方米平房仍住着祖孙三代。电动车常顺着胡同停上左右两排，抽粪车塞不进去。电动三轮、汽车会压在粪井上，而主人上班去了。有时，废纸板、煤气罐、破沙发也堆放在各家门口。谁家修房顶了，建筑垃圾就在地上堆成一片。狭窄的胡同再容不下一点争吵了。

　　在这个单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和居民吵架。工人们遇到不少委屈。早上去抽粪，有人说机器声太响，把人吵醒了。中午去，有人在吃饭：“哎呦怎么这点来啊？臭不臭啊。”上学上班高峰期去，车在路口，四面马上堵上了十辆电动车。有人冲着抽粪车跳着脚啐唾沫，司机一边生气，一边直想笑。时间长了，工人们掌握了每条胡同的生活时间表，尽可能错开麻烦。

　　三八女子抽粪班副班长陈颖说，自己是“让老百姓给骂出来的”。抽粪的空间都没有“那么痛快的”。最窄的地方，抽粪车两边的后视镜都要折进去，盲开。陈颖记得一位曾住在李村胡同的老爷子，七八十岁了，摆了个摊在胡同修自行车，“说话特别艮(北京方言，指过于认真、没有弹性)”。每次去抽粪，需要他挪开摊位，他都不配合。还说过“我就不给你挪，除非我死了。”陈颖只能“天天嬉皮笑脸哄大爷”，一天要花两个小时在这耗，“好大爷，亲大爷”。相处了一年，大爷才服软了，“你看这丫头老来”“嗨，得了，老来”。

　　那段时间付晨也跑那个工作段。有一次，这个大爷说抽粪车把地面压坏了，找付晨要点水泥，付晨给端来了，结果大爷用这水泥在家门口垒了台阶，原本刚好能通过的抽粪车更难通行了，不免蹭掉了台阶上一角的水泥。大爷又拿这个说事。付晨又端来工具，帮他把台阶抹上。“人心都是肉长的。”那次之后，他们的关系微妙地好转了。

　　后来那片胡同拆迁，老人搬走了，付晨还有点想他。“后来想想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住在胡同里，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修车。付晨觉得有的人“看见环卫工人好像挺来气的”，他想或许是因为，有的在逼仄平房生活的老百姓，本身对生活工作有怨气，只能找环卫工人抱怨。

　　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刚工作几个月时，被一个卖菜的大姐在胳膊上狠狠咬过一口，流了血，肉都翻开了。

　　那个菜的摊位刚好把井盖盖住，那个粪井是死井，一天不抽就可能会冒出来。但大姐不愿意挪开，摆出一副自己被欺负了的架势，争执中，叫李萌“屎壳郎”。这对李萌是巨大的冲击，她没想到别人是这么看自己的。一位买菜的奶奶帮她报了警。警察来了，协商让大姐赔款1000元。大姐说，自己家里很困难，儿媳妇智力有问题。李萌看她拿出1000元都很难，就说算了。

　　后来，这样的生活成了常态：不小心把街坊衣架搞断了，找个铁丝、绳子，第二天给拴上。晾晒在粪井上方的被子，要在作业时小心折起来，干完活再拉开。挡路的电动车，挪开后再一个个放回原位。街坊不爱听“哎”，就把“叔叔大妈大爷”叫得勤点。胡同不是讲理，是“讲情的地方”。胡同里老年人多，“天长日久的”，软化了。

　　即使经常见面，抽粪工人和街坊之间彼此也不知道姓名，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几个代号，“刘大妈”“马奶奶”“张大爷”。

　　李萌如今是二十大党代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她的第一个荣誉让她最难忘。那是2015年某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说她获了“北京榜样”称号，让她来电视台领奖。李萌觉得“骗子吧”，反复说，“我没有报名，怎么会得奖”。

　　对方说，“老百姓给你报上去，投票选出来的”。李萌这样稀里糊涂去领了奖。

　　他们稳在了这个岗位上

　　如今，机器留给抽粪工人的活只剩这么几步：用一根铁棍把十几斤的井盖钩开，从抽粪车拉出一根两三米长、直径50多公分的灰黑色橡胶管子，插进粪井2-3米深的粪水里。

　　在抽粪车的轰鸣声中，工人喊几嗓子，驾驶员老搭档就默契地听懂了，按下抽粪泵，粪管“簌簌”地往上吸。工人要做的，是抱或踩着管子，让抽粪管上下左右晃动，以把漂在水上的粪抽得更干净。

　　粪管有十几斤，加压并抽满粪水时则有百斤重。管子放得深还是浅，怎么趁着加减压的力道、用“巧劲儿”哈着腰去控制，是抽粪最难的部分。工作时间久，工人们多落下腰病，天一凉就腰疼。

　　最初的日子是难熬的。2013年，1981年出生的陈颖刚来这上班，因为不熟练，有次撤管子时粪便溅到额头、口罩上，她第一反应是立刻要回队里洗澡，“我得全身上下都要洗干净了”。

　　12年前，21岁的李萌退伍来到这，第一天干活，把当天吃的早饭吐了出来。

　　干了11年的临时工李雪云起初干活时倒没觉得恶心，但晚上回家，看见饭就想到粪井里的画面，第一周没怎么吃下去饭。

　　59岁的朱敏冬却觉得现在的工人“可真是享福了”。1983年他参加工作，抽粪车是581、130型汽车改造的，“傻大黑”，不好看，粪管上没有现在的秤杆和摇臂，不能向抽粪车四个方向伸展，他们要抱着管子满处跑。以前在抽粪车里，夏天热，冬天灌冷风，车门“哐哐当当”关不牢，都用铁丝拴着。

　　朱敏冬说，那时候他们看起来“跟叫花子似的”，一人只有一身蓝色劳动布的工作服和一身棉衣，没有换洗的。棉大衣上破着洞，棉花往外飞。干活时热，衣服直接放在地上，干完活拿起来继续穿。

　　1980年，他高中毕业，正赶上大批知青返城，工作难求，大批人在社会上游荡。他干了3年临时工，干冶金、建筑，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进抽粪班的机会。尽管从婚恋市场来看，抽粪工确实处于社会底层——找对象“起码要是百货商场、电子管厂、纺织厂的”，但他看重这个单位是“这全民(所有制)的”，很稳定。来了之后，他生怕犯错误丢工作，“没这工作得干临时工去”。

　　比起“为人民服务”“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口号，实在的生存压力把朱敏冬稳在了这个岗位上。他想的是，没工作就没饭吃，“你如果说我(当时)有什么远大目标还，那是胡说八道。”

　　编制、稳定，也吸引着后来的年轻人。2012年，青年班班长付晨退伍时，面对邮政、铁路等其他的分配机会，因为环卫有“稳定”的事业编而选择了这里。他在云南边境当了两年兵，想离家近点，不想漂泊了，邮政和铁路，总觉得要“四处乱窜似的”。

　　东城区环卫中心的时传祥所只招北京人，单位里北京味儿浓。付晨从小在老北京胡同长大，现在结了婚，住在东五环外的楼房里。他没有购房压力，一个月七八千元工资够花，他喜欢露营，前后花了4万买装备，周末在星光虫鸣间拉个幕布看电影。

　　陈颖以前干过销售，觉得这工作稳定，且比销售有社会价值。干抽粪工不耽误她爱美，几乎每天上班她都化妆，隔几个月还做次美甲。去年冬天她做过一次拉皮手术，曾包着一半的脸来抽粪。

　　李海英和陈艳明每天要从郊区密云坐2小时公交来上班，但还是觉得这比过去的工作轻松多了。她们来自密云农村。陈艳明说，地里的农活儿干起来是没头的，抽粪则是按时上下班。李海英在珠宝柜台干过销售、在服装厂打过工，觉得抽粪工作压力不太大，收入也可以。把固定的活干完，别的不用想。

　　朱敏冬坚信一条求职规律，“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范围”，人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找工作，“进不去别人的圈子。”问起为什么没考虑过送外卖，李海英说，“如果身边有人送外卖，或许也会去送外卖，主要是身边没有。”

　　临时工李雪云在孩子10岁后，经人介绍来了抽粪班，这是她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她干了11年，每月就拿3000多工资。

　　起初，娘家人不同意她干这个，觉得“不好听”，但“什么事都是个习惯”，习惯了就能干下去。李雪云挂着银色耳坠，花1500元纹了眼线，早上会认真给自己准备一份加了鸡蛋、火腿、豆芽、青菜的炒米线。她把小熊、小兔子贴画贴在常期跟的抽粪车上。

　　李雪云有种老北京混不吝的气质，她觉得和密云过来的姐妹相比，她的手更软，因为没干过什么活。她每天把卫生纸叠得整整齐齐，压进透明塑料袋、再放进环卫服的兜里。这是大大咧咧的她的一点小心思，她觉得接触的东西脏，不愿意把纸直接揣兜里。

　　比起过去，抽粪已经不算很“脏”了

　　但比起过去，抽粪已经不算很“脏”了。

　　现在的厕所“把源头掐了去味儿了”，粪井里的味道越来越小。朱敏冬年轻时，公共厕所是水泥砌的，冲水设备未普及，不少厕所连水管都没有，粪便多用尿液冲下去，没有水的稀释，粪井里的粪便浓稠。“比浆糊都稠，那才叫粪呐！”

　　胡同越拆越少，一个工作段上的粪井从几十个，降到了十几个，工作量几乎减半。30年前，朱敏冬在时传祥青年班时，一个人要负责三四十个厕所，抽粪车每天要跑满110公里。那时候的胡同又细又长、一栽进去就是几公里出不来。现在这样的连片胡同难寻，一百多米已经算深的了。

　　罗连江在东城区的公共厕所做保洁员十几年，感觉厕所卫生要求越来越严，“不能有一点积粪”，他平时只有吃饭能进值班室坐着，要不断进去清洁。不光担心检查，还担心厕所使用者扫码投诉。洁厕灵、84消毒液，各种清洁用品不断顺着马桶流进粪井，压住了部分异味。过去，残疾人如厕位虽然有，但很随意，现在越来越正规。公共厕所地面从水泥改为防滑的水磨石。过去很多厕所是一排蹲坑，后来加上了隔板，然后隔板前面又安上了门。

　　30年过去，为减少粪管堵塞，抽粪管从直径30厘米拓宽到50多厘米，进入厕所的东西却“相当细化了”。朱敏冬刚工作时，拉开粪井，能看见白菜疙瘩、烂鱼头、鸡脑袋，还有当手纸用的报纸。那时候下水系统不完善，老百姓什么都往厕所倒。于是，抽粪管经常被堵住，要用钩子拉、用手掏。现在，粪井里尽管仍有卫生纸、卫生巾、矿泉水瓶，但固体垃圾已经大大减少。

　　在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单位的车10年报废一批，朱敏冬开报废了3批，明年他就要退休了。

　　他见证了最后一代背粪工人的消失。那时他20多岁，胡同里还有约10%的部分家庭在使用户厕，这样的户厕多是旱厕，在深宅大院里，车进不去。于是单位还有四五个老师傅在干掏粪、背粪的活，骑着三轮车，背个带半盖的黑色高粪桶，拿个勺子像舀水一样把粪挖进桶里，背在肩上，骑着三轮转悠出来，把粪倒在粪井里。那样的厕所里，阳光暴晒下粪便发酵，有有害气体，蛆虫和老鼠到处爬。老师傅们一个月多拿30块钱补贴。

　　随着胡同宅子里户厕的消失，背粪工人在东城环卫中心也消失不见了。

　　胡同变了，厕所变了，工作还会再变吗

　　在更大的范围里，朱敏冬也觉得“什么都变了。”他刚工作时，北京二环外都是菜地。他跟着抽粪车，把从前门地区胡同粪井拉出的粪，卸到二环外农民菜地的粪坑里，农民要花钱买。

　　后来，城市一圈一圈变大，卸粪的菜地越来越远了，从二环到四环，再到大兴。那时候，抽粪工人处于城市里的底层，找对象难，但站在菜地前的粪坑边，会有人打听“小伙子，找对象了吗？”他们那一代人抽粪工人，不少和农民家的姑娘结了婚。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抽粪车的目的地从农村变成了城里垃圾处理厂。那时候车少，路窄，路面不是柏油，而是灰土或砂石的，一下雨，市区也泥泞不堪，“不像现在，黄土不露天”。虽然路上车少，但由于路况车况限制，当时的抽粪车最多只能开到60迈。

　　朱敏冬最忙的是新世纪交替时的几年，他从抽粪班到了三产办公室，参与创收。他们公布了热线，向市民提供改造厕所、修化粪池等有偿服务。那时候的老崇文区，“就像一大工地”，到处都在拆建。根据甲方的需求，他们把后轿式粪坑改成化粪池、把厕所路面铺上瓷砖、增加厕所坑位、改造蹲便器。

　　朱敏冬是胡同里长大的，他怀念过去的生活，“那时候多好啊，其乐融融”。他们家的平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拆迁，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了北京游乐园，他的家就在游乐园的大摩天轮底下。后来游乐园拆了，建成龙潭湖公园，放进去时传祥纪念馆。这时他已经搬到了六环外。

　　过去在胡同里，晚上睡觉前，大人要冲着院子喊一嗓子，“孩子指不定在哪个爷爷奶奶屋呢”。那时候，家家炒一个菜能吃上5个，人们也特意把菜做得多些。街坊会吵架，但多是因为孩子闹矛盾，说几句好听话就过去了，“不记仇”。那时候的菜不用化肥，味道浓，自己家过年切根黄瓜，一个院都能闻见。“你说社会进步了吗。”朱敏冬觉得社会的人情味越来越淡。

　　付晨也觉得现在的北京没有“北京味儿”了，“北京人都不知道去哪了。”他理解的北京味儿，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生活气息，是胡同里见面打交道寒暄的一套对话，“干嘛呢您”“吃了没您”。

　　今年，罗连江患了脑梗，住院了两周，换来一个难得的假期。从医院出来，他专门跑到永外一片胡同，找过去住在公共厕所门口的一家人。他以前在这个厕所做保洁，他和这家“开20路的哥们儿”已经3年没见了。他发现那片胡同不少房屋已经围了起来，走进那个院子，他得知自己的老朋友，被他称为“那谁”的人，已经搬到大红门附近。至今他们也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李萌家里还住着三合院，但这片胡同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过去在街边站成一排聊天的老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在了。小时候她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北京站的城楼，听见鸽哨。现在高楼大厦把城楼挡住了，声音也消失不见。

　　马上要退休了，目睹过太多变化的朱敏冬总跟身边年轻同事说，“你现在在这单位干这抽粪工，换个单位有饭吃吗？”

　　他觉得会有一天，行业也会变，化粪池能实现自动化的粪便处理，“谁还用你抽粪？你不就下岗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