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有银行家、大学教授,还有医生。职业不同,但都抱着相同的救国理想。他们在日军严密监视下,千方百计将“Truth”送到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爵士手中。
“可以用好莱坞大片来想象当时的危险。”巩简说,曾祖父他们用生命换来的“Truth”没有白费。这份证据作为附件,同国联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的报告书放在一起。
1933年2月国联大会上,终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向世界阐明了日本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无因而至,炮制出的伪满洲国并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这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侵华证据,获得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此后,除了法西斯等少数国家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中国近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说,“这是‘Truth’的胜利。”
“Truth”本有两份,正本送给了国联,副本被埋在了一棵丁香树下。但很快风声走漏,巩天民、刘仲明等人被逮捕。酷刑拷打,他们也没有供出丁香树下的那本“Truth”。
从“Truth”诞生起,国民政府、日本人都在寻找它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还曾经过问此事。巩天民和刘仲明在世时,也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这份档案,但终没有结果。
当巩家后人戴着手套在联合国图书馆翻看“Truth”时,已是76年之后。在征得同意后,巩家后人拍照、录影、复制,终于把这份珍贵的影印资料带回祖国,让它有机会继续向世人讲述“九一八”所开启的中国之痛。
“如果曾祖父在天堂知道‘Truth’回家,他一定会开心。‘Truth’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家曾经遭受过的耻辱,不要忘记个人对国家所担负的责任。战争会平息,时间会过去,但为‘Truth’甘愿赴死的人们不会被忘记。”巩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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