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近1.5亿人,其中约六成是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出生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丰裕的年代,受教育水平较高。他们也是“无土一代”,从小在以城市题材为主的电视节目熏陶中长大,且名下没有分到土地,也没有农业生产经验。
因此,在生活期望上,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与农村联系在一起,而是设定了城市生活的长远目标。第一代农民工虽然也想在城市里生活,但是可以接受返乡的“退路”,对他们来说,打工生活只是一种过渡,挣来的钱可以改善在农村的生活。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怀抱着城市生活的梦想,却遭遇诸多有形无形的壁垒,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如此一来,打工成了他们漂在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
农民工往往被认为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者。这种认识造成农民工“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困境。工厂宿舍所提供的不过是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最简陋的形式,没有家庭和社区生活,缺乏社会交往和情感支持,农民工作为一个人的更完整丰富的需求大多被忽视和压抑。
因此,他们出现紧张、焦虑、彷徨甚至绝望等心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产生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更应看到社会结构因素。我们不能只讲农民工的心理问题,而不反思社会制度的缺陷,从而反过来责怪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耐受力差,否则只会将问题根源局限在农民工这一代。
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短期来讲,企业应转变一味追求利润的理念,主动化解农民工的焦虑、绝望等情绪。此外,生产企业要打破与社会的“围墙”,主动接纳社会组织的帮助。
除了心理上的按摩,还需打破户籍壁垒,赋予农民工完整的工作、生活权利。这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当然,政府必须意识到其紧迫性,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希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卢晖临 本报记者 姜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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