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郭大军的噩梦?

　　唯一让这个动荡的家庭感到欣慰的是：从小学到高中，儿子郭大军的成绩一直数一数二。

　　“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爸妈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我们全家就完了。”郭大军说。

　　1999年，郭大军读初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事”。那天，郭大军在校门口看见一辆警车停在门口，他的母亲手腕被手铐铐肿，还不停地在向警察求饶。

　　时至今日，想起妈妈“被游行”的场景，郭大军仍然禁不住眼泪的肆意纵横。

　　这个在恐惧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开始充满了仇恨：“我恨每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恨整个社会。妈妈被游行的场景，时不时地会跳出来，让我心里火辣辣地疼，让我想一把火烧掉这个世界。”

　　终于，郭大军“低着头熬到初中毕业”。但，恰逢中考时，父亲“因为得罪了村支书”被拘留了。

　　他开始不想回家。对这个温暖的港湾充满恐惧。一次放假刚回到家，他就忍受不了了，跟母亲说了一声，又匆匆返回了学校。走在通往乡里车站的那条路上，他哭了一路：“我恨我的不孝，恨自己是个懦夫，只会逃避，却什么忙也帮不了。”

　　长年纠缠于官司之中，令郭家日渐衰败。郭大军的大学四年，有三年半是依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学业。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为了躲避家庭，大学里的每个寒暑假，郭大军都要跑到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兰州做卖面条的小买卖。

　　还在读高一的时候，郭大军就学会了喝酒。他一个人时常喝闷酒，一个星期喝醉三四次，东倒西歪的酒瓶摆满整张桌子。

　　酒精可以让他忘记仇恨。酗酒的恶习，郭大军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除了喝酒，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解脱。”他说。

　　“我渴望能有一线阳光照进我的生命，妈妈的生命”

　　毕业后，郭大军到山西工作，户口也一并转去。在他的心中，这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他终于逃离了家乡。

　　曾经在他工作还没着落之时，一家兰州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这样做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因为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我的家人。我的使命就是带着全家离开家乡，让仇恨从他们心里慢慢消弭，过上新的日子。”

　　因为每月1750美元的出国补助，他曾经打算申请去非洲工作，因为护照没有及时办理而未能成行。

　　为了尽快还清贷款和改善家境，他主动向单位申请去西藏工作。在西藏，作为高山测绘工作者，郭大军时常需要在海拔4700米到6300米的地方工作。因为高原反应严重，体力透支，他甚至跌落山谷好几次。

　　毕业不到两年，郭大军靠自己的努力，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资助女友完成学业。大三时，他认识了同样贫寒农家出身的女友，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郭大军辞职来到北京考研，女友用工资负担了房租。

　　如今，他们和别人合租一套老房子，蜗居在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卧室里，小房间简陋而整洁。即便如此，他还是准备再搬一次家，离学校再远一些，房租再低些。

　　成功似乎正在向郭大军走来。就在前几天，郭大军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和女友订婚了，母亲还从老家赶来北京为他们庆祝。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阳光，只是常想，这阳光什么时候能照进我的生命，照进妈妈的生命。”郭大军说。

　　谁制造了郭大军的噩梦

　　在采访中，1983年出生的郭大军几次说：“我都三十多岁了，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打断他说：“你才二十七岁。”他总是无奈地笑笑。

　　从七岁起，他就活在一场噩梦里，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他无数次绝望，却又似乎从来没有放弃为改变命运而拼搏。他在噩梦里过早地苍老。

　　二十年里，或许有很多次机会，让他的噩梦结束——如果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站出来，有所作为的话。

　　但是这个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实现。

　　当母亲去县里告状的时候，年幼的郭大军以为从此不再会有人打上门来。

　　当母亲背着一整包告状信去省城时，郭大军心想，政府、法院、检察院、或者信访局，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母亲终于决心去北京上访，郭大军想，中央的信访部门只要有人来调查，或者仅仅是出来说句话，十几年的冤屈肯定就能平反了。

　　一次又一次上访，一次又一次失望地无功而返。到后来，无功而返都成了奢望，他只求母亲能平安回家。

　　郭大军把信访比作“胡萝卜”：给拉磨的驴子眼前挂了根胡萝卜，让你看得到希望，却永远得不到，然后诱使你这辈子就这么痛苦地转下去。

　　他说，他只想早一天把父母从村里接出来，让他们过上“安全、平静”的生活。

　　是谁制造了一个青年的二十年噩梦？是那一间房子，二十亩地，还是那个二十年没有实现的“如果”？实习生 孙毛宁 本报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