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因责任田被收回走上上访路 将家庭拖入深渊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时常在做着同样的一个梦：一群人冲进他家，杀死了母亲，血流成河。为了报仇，他把杀进门来的仇家全杀了，最后坐牢，等待被枪毙……他说，梦里他想喊，却又喊不出来。

　　每一次，他不是惊醒，就是哭醒。醒来后，常常独自呆坐，身体颤栗不已，久久不能从恐惧中摆脱。

　　每逢家中遇事，他总是整宿整宿地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在噩梦中惊醒。他爬起来给家里打电话，直到父母告诉他家里人都平安，不安的内心才能稍稍平静下来。

　　“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很害怕，总担心仇家从角落里突然冒出来，就像无数次梦到的那样。”他说。

　　这不简单是一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故事。很难想象，这个西部乡村少年是怎样独自走出“风雨如磐”的黑暗童年，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我真的不想让妈妈再上访了”

　　如果不是母亲赵梅福的一句话，二十七岁的郭大军可能会一直在一家拥有事业编制的省级事业单位工作。

　　“妈，你究竟要咋办，才能不上访？”郭大军问母亲。

　　“你考上研究生，我就缓了(甘肃方言，意为“放弃”——记者注)。”母亲回答他。于是，2009年9月，郭大军毅然申请辞职。领导希望挽留他，批了他的病假：“要是后悔了，你就回来。”

　　但郭大军还是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工作，只身到北京复习考研。

　　今年4月，郭大军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飞行器制造专业录取，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

　　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母亲赵梅福继续上访。

　　2010年5月，她又一次因为进京上访被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5月14日，赵梅福又因“2007年 6月、2008年1月、2008年7月和2010年4月的四次‘在禁区内上访’”被劳动教养1年。

　　正是这一次，让郭大军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他决定站出来寻求媒体和舆论的帮助。

　　从今年5月份开始，郭大军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了题为《妈妈是个劳改犯》的一组文章。其中写道：“我无奈，更无助，我找不到一个说理和解救妈妈的部门。我真的不想让妈妈再上访了，因为没有用，人还受折磨。我只想这次救她出来后，带她离开兰州。人生不过百年，希望她在晚年能免除牢狱之灾，能忘掉仇恨。地没了，房子没有，不要紧，只要妈妈别受这个罪了。”

　　他的博文被新浪、天涯等网站连续转载，广受关注。在他就读的大学BBS上，校友们也纷纷关注并力挺他。

　　上访的母亲，坠入深渊的家

　　在皋兰县山字墩村，只有郭大军一家姓郭。父辈中只有父亲一个男丁，到郭大军这一辈，也只有他一个男孩。

　　七岁那年的一天，郭大军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围了一群村民。瘦小的他拨开人群，看见妈妈赵梅福浑身是土，躺在场院的角落里，嘴里、头上满是血，身边的围墙和猪圈被拆得七零八落。做木匠的父亲在外村帮人干活，没了主意的郭大军蜷缩在母亲身后哭泣。

　　后来他从父母那里得知了原因，是因为“别人家卖1毛钱一斤的白菜，我家卖9分钱一斤，邻居要拆我家墙脚”。

　　噩梦从此开始，并缠绕着郭大军的人生二十年至今没有结束。

　　1999年，因为村里不分配水给郭家浇地，赵梅福挖坏了村里的水渠，不久被县公安局带走。随后，郭家的二十亩责任田被村里收回。

　　“为了讨说法，我妈就找乡政府。村领导联系派出所将我父母拘留。我妈无奈之下走上了上访路。”郭大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此，持续的上访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拖入了深渊。

　　郭大军中考时，他的父亲在县城被拘留。

　　郭大军高二时，村民马廷孝冲进郭家的院子，扔砖块砸伤了母亲赵梅福。

　　郭大军读大三时，村民马廷孝再次冲进郭家，“看见什么就砸什么，爸爸鼻骨骨折血流不止，七十岁的奶奶也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

　　二十年过去了，甘肃省的所有相关部门，赵梅福几乎都跑过。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部门的门口都曾留下她蹒跚的身影，以至于到后来连机关的保安都认识了这个农村妇女—满脸憔悴，身上背个褪了色的小书包，里面半露着厚厚的上访材料。

　　然而，一级一级的上访，似乎并没有给郭家带来转机。相反，矛盾在上访的过程中更加尖锐，不断激化。

　　郭大军的母亲赵梅福先后十几次进京上访，三次被截访回到兰州，无功而返。

　　自卑的童年，压抑的青春

　　“二十年来，我没有一天的轻松快乐。因为仇恨，我变得偏执。我常劝妈妈放下仇恨，可我自己又何曾放得下？”郭大军说。

　　郭大军不会忘记，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同龄的孩子可以常去别人家串门，可他只敢在大门口玩，时不时忍不住会伸头去瞅瞅。即便是关系不错的近邻，他也最多在门口转一转，从来没有进去过。

　　“因为仇恨，但更多的是害怕。”他说，“没有安全感，我连自己家什么时候会有人冲进来都不知道，我更不敢在别人家玩。”

　　郭家在村子里有几个亲戚，但郭大军觉得，在他上大学之前，这些亲戚们“根本瞧不起我家。”唯一让他觉得亲近的，只有邻村的舅舅。

　　尽管在村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但郭大军认识的村民并不多。即便相识的，见了面，他也从不打招呼。他有时觉得这样不够礼貌，却仍然开不了口。“从小就没和他说过话，长大了也说不出口。”

　　直到考上了重点大学，郭大军终于认为自己可以在村里走路抬起头了，在此之前，“我觉得这里的所有人都瞧不起我，都在笑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