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遇到计生委的老朋友了，要一个指标，再要一个男孩，这才是现实的事情。 　　

　　赵白鸽：我是这样想，您说得很对，我在农村这几年的经历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是立足在60%的农村人口，这样的一个国情来考虑问题。现在怎么办呢？我觉得政府也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全部放开，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不是13亿人，而是17亿人，现在13亿人，大家已经感觉到这种人口大国的一种气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在考虑人口数量的同时，又必须考虑人口结构。还有一个问题，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人口的问题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来进行考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使中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我觉得在这里面，提高农民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现在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所谓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我觉得知识经济很可能帮助我们农民不仅仅用肌肉来干活，而且用脑子来干活，用知识来干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主持人：您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说句实话，我还是感觉到很遥远，很艰难，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我们在调整政策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的利益导向更偏重女孩，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整呢？ 　　

　　赵白鸽：是的，我们现在有一系列政策来对女孩，女儿户或者独女户家庭进行扶持或者保障，全国有24个县是关爱女孩试点县，基本上都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扶持政策，比如像生女孩的家庭，当他们到60岁以后，可以获得600元，父母两人加起来是1200元，我们叫做奖励扶助制度，他可以有这些钱以后，从60岁以后一直到结束他的生命，这个钱很要紧，跟生一个儿子这个钱大概差不多。第二个，我们采取一个所谓少生快富的工程，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家庭，独女户家庭或者双女户家庭，我们给予特别的经济资助，比方像小额贷款，比方像树种、育苗、宅基地，在很多政策上促进他们致富。第三个就是帮助独女户或者双女户家庭，他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有的加分，读到初中或者高中、大学，有的人说不公平。 　　

　　主持人：女孩加分？ 　　

　　赵白鸽：女孩加分。 　　

　　主持人：不公平。

　　赵白鸽：因为女孩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她通过加分以后，加五分、十分，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会产生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叫安居工程，给独女户和双女户通过修造房子或者新建房子，这样的一整套系列政策使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女户和双女户家庭得到一个全面的保障或者是救助。 　　

　　主持人：刚才您讲，看似是一个生男生女的问题，其实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的问题，我们不光把目光投向农村，现在包括一些很发达的沿海城市，我们也看到它的出生性别比也偏高，像温州、浙江一些非常富裕的地区，但人们还希望能有一个男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今天我们也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李树茁教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我知道李所长长期从事这样的研究，李所长如何看待像温州、浙江这样非常富裕的地区在选择婴儿的时候也更倾向于男孩？ 　　

　　李树茁：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性别比升高在中国是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但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它还是一个文化和制度上的原因，我讲这个制度更多的是一个家庭制度和家庭体系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文化上的原因，我们是一个儒家思想比较传统的国家，几千年前就存在，刚才赵主任也说了，要多子多福，其实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主持人：这个后不包括女孩。 　　

　　李树茁：不包括女孩，我们传统说的子都是讲的儿子。你看刚才那个图，它显示不同地区性别比的差异，你就可以发现，虽然看着好像很乱，但有一个主要的规律，那就是在黄河流域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性别比都偏高，不论它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这是因为长江和黄河是汉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看，当我们看各个地方比的时候，有些地区差异性很大，有些地区可能属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时候经济原因，或者政策原因占据的因素比较大一些，有些地区或者有些人群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这时候文化因素就比较占很大地方。比如说韩国，韩国是个相当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但是它同样存在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而且在1990年的时候跟我们国家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近两年以来，它的性别比在缓慢地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裕地区也可能会出现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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