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博弈
事实上，义乌工会想做点事的愿望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期间始终遭遇重重阻力。
1999年，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走马上任，他拒绝再让义乌工会当“花瓶”。那时，义乌国有和集体企业面临全面改制，职工构成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源源不断的外来民工开始成为工人的主流。
义乌市苏溪镇当时已有“衬衫之乡”之誉，镇里400多家私企中，安徽定远县人占据了很大比例，仅在苏溪镇蒋宅村打工租住定居的多达6000多人。
同时，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开始威胁着社会的稳定。1998年在义乌市受理的13000多起劳动争议案件中，由劳资纠纷转化为重大刑事案件(凶杀)的就有17起。仅蒋宅、胡宅两个村就发生劳动纠纷120余起。在这两个村打工的安徽定远县人居多，他们办起了非法的民工子弟学校，甚者建立所谓“定远帮”，向每个安徽定远的老乡收取10元的保护费，凡有劳资纠纷、生活琐事，都由帮派出面交涉。一时解决不了，就动用恐吓、威胁，甚至打、砸等恶劣手段。
帮派势力甚而暴力，成为工人维权的方式，工会的缺位难辞其咎。其时，浙江大学的苏根华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如何调节好劳资矛盾》一文，对义乌工会工作启发颇深。苏在文中提到，惟有劳动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远的守护者，工人不具备足够的谈判地位时候，政府应该制定建立工会的组织规则，引导工人自己组织起来，通过工会来表达工人的声音，才是解决劳资矛盾冲突的根本办法。
基于以上认识，义乌工会率先开始了从基层完善工会组织的工作。
1999年6月，由工会牵头，苏溪镇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十几个机关单位，联合向苏溪镇企业发出《致苏溪企业公开信》，主要内容是借用当地政府和机关的力量促成企业老板组建工会。
借风做法收效甚好，不到一年，整个义乌市组建工会的非公企业就从原来的480家增至1900余家。
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劳资纠纷自然堆到了工会身上。2000年3月，顺应形势，义乌市总工会成立了“法律维权协会”，但“维权”之路并非一马平川。
当年7月，义乌市民政局批复准予成立义乌市法律维权协会。
但不到一个月，义乌市司法局局长对义乌市法律维权协会提出几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协会更名，在前面加了“职工”二字，叫义乌职工法律维权协会。
最终问题出现在经济上，由于维权协会最初实行自负盈亏，协会遂通过办讲座收取会费。2000年11月底，向义乌市有关部门办妥了收费许可证，申领了发票，开始通过办讲座收取会费，一个月间共收取会费38742元。这引起了司法局的不满。当年12月25日，义乌市司法局律管科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协会，拆除了协会两块科室牌。
这件事使工会与市司法局关系越来越僵，虽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出面调停，司法局仍不批准工会挂牌，最终只同意叫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此名称一直沿用到2004年，直到义乌工会维权模式得到来自北京的认可之后，“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始得以正名。
义乌的工会经验此后被全总推广，但一切并未顺风顺水。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仍遭遇到现实阻碍。
2004年，义乌市电信局改制上市，要把一些临时用工彻底剥离出去，当时电信局想把这些临时用工放在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不愿意，交给了市总工会。
工会计划成立一个培训派遣公司，负责电信企业改制的劳工派遣，义乌工会的“沃克”培训派遣服务中心应运而生。陈灏说，“沃克”的主体就是工人，话语权在工人手里。
沃克出面和电信局谈判，电信局每年多付了90多万为这200人办理了医疗保险。并且由沃克派遣出去的工人，电信局需向沃克支付35元的管理费和工会活动费。
在民政注册的“沃克”培训派遣服务中心当时业务范围是：普法、企业管理、劳动技能的培训，职工引进和劳动派遣。他们直接去四川引进民工，当年向私营企业派遣出去了600多名工人，并且提出“亦工亦学”的口号，商议由企业、劳工和工会每家负担三分之一学费来支持工人学习。职工学成后，最少为企业再服务两年。
2004年底，派遣市场利润凸现，“沃克”模式在当地颇受劳动派遣市场好评，直接威胁到劳动局下属的人才派遣中心的业务。
2005年3月，劳动局一位负责人带着劳动监察大队来到沃克调查，带走了工人资料，还叫陈灏去做了笔录。并拒绝让“沃克”参加劳动局组织的人才招聘大会，理由是“沃克”不具备劳动派遣资格。
此后，工会和劳动局的关系彻底决裂。2006年初，义乌市总工会在义乌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期节目中公开批评当地劳动局作为政府的一个执法部门，屁股坐在了企业那边。6月20日，陈灏还在给《义乌日报》撰写的专栏中，称劳动部门主动给企业在用工方面出谋划策，以规避《劳动法》维护工人权利的有关规定。
自从义乌工会试图主动转型开始，博弈就开始表面化了，并且这些冲突，首先出现在工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这也使得这种转型尤为艰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刚）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