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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智

　　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提出中国科技发展目标：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尤其是要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我想必将会对我们国家整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一次又迎来了科技的一个新的春天。”邓楠如是说。

　　邓楠，作为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曾任中国科技部副部长，一直致力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工作。

　　致力于科技创新事业

　　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第一个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至今被认为是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当时，中国“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为了编写这个方案，组织了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66家成员单位的300名精英学者予以论证和调研，其中90%以上是学者型官员和相关机构的研究员，还有一些两院院士。而该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就是邓楠。

　　此外，在中国第一部反映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生命永存》的大型电视系列片里，邓楠担任总监制；1998年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关怀未来》一书，邓楠任该书主编；2002年，她还率团参加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5年，“21世纪论坛——中欧可持续发展分论坛”在中国举行，大会名誉主席仍然是她。

　　除此之外，邓楠还一直担任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的理事长。这个研究会的前身是中国社会发展科学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研究会下设人居环境、水问题、减灾、可持续发展、农业和生态环境等五个学术专业委员会。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大多出自该机构。而在国务院28个组成部门和18个直属机构中，50%的部门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关，挂钩最密切的是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家计生委等。

　　　最像父亲的女儿

　　鉴于邓楠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这份热情与执著，有人曾评价与其父亲——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极其相似。因为，小平同志晚年对中国的科技、教育倾入了大量的心血。

　　2004年8月，邓楠为全国100名大、中、小学生颁发“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而该项基金是用小平同志生前全部稿费142万元设立的。对此，邓楠曾表示：“这是我们全家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他的最后一个遗愿实现了！”

　　“其实，在邓家的几名子女中邓楠的外貌最酷似其父亲，说话时的语气、神态也像，一看就是他的女儿，而邓楠在工作中谨言慎行、从不高谈阔论的特点，与邓楠的家庭教育不无关联。”中科院一位已经退休的研究员告诉《小康》。

　　事实上，关于邓小平的家庭与生活状况，外界虽有报道，但其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却鲜为人知。

　　邓楠在回忆父亲时曾这样描述：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儿。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一般是听我们说。而且，他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再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地位，当时我们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一样的。

　　此外，妈妈也从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在四川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

　　来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八一小学学习。那儿的学生全都是军队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父亲是什么衔的时候，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在这段回忆中，邓楠对父亲的评价饱含着一种平实而深沉的爱。然而，对于熟悉邓楠的人来说，评价她“不大像高干子女”。

　　下放劳动以苦为乐

　　生活和工作中的与人为善，令邓楠无论是在中科院还是科技部或科协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与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父亲和大哥相比，邓楠也有个性独特的一面。当过工人的她被下属称赞做事专业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邓楠一段被人知之甚少的下放经历也证明了她具备这样的气质。

　　那是1969年10月，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已经65岁的小平同志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而邓楠也受到牵连于同年下放到陕西宁强县插队，后来她被分配到原汉中地区电机厂电机变压器安装修理班工作(现为汉中市变压器厂)。

　　“一天早晨，厂政治处的干部领着一位身穿旧军装、短发的女工来到班里，政治处的同志说：‘从今天起她就分到你们班劳动，你要亲自带她！’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于是就帮她领了张职工登记表，填好后在往劳资科送表时，见社会关系一栏里写着，父亲：‘邓小平’三个字，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邓小平当时是党内二号‘走资派’。政治处的干部见状便对我说：‘邓楠的事不要往外说，也不要问她什么！’后来为了让邓楠熟悉工作环境，我还把班里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并介绍：‘新来的女工，叫邓楠。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班的人了，以后大家多帮助点儿！’　”回忆起这段往事，邓楠当时的班长记忆犹新。

　　邓楠在下放劳动的日子中，生活得极为艰苦，每天早晨几乎都是二两馒头夹点儿榨菜，喝点儿水了事，中午在厂食堂同大家一样买饭吃。而穿戴也总是那一身黄军装、黄军鞋，和普通女工并无二致。

　　令班长印象最深的是，邓楠很勤快，每天来得也早，把工具房、工具箱收拾得干干净净，工具也码放得整整齐齐。而且邓楠说话不多，平时光埋头干活，从不同谁说闲话，有时班长看不过眼，就叫她休息一会儿，而邓楠却笑笑，摇摇头，仍然手脚不停。

　　能吃苦，虚心好学，一般的技术只问一次，就能自己干，有的活儿看一下就会了，邓楠的这些表现，经常萦绕在班长的脑子里，“到底是高干子女，和常人就是不一样”，但他一直不敢说出去。

　　修理班的另一位同事在回忆同邓楠一起工作的经历时还透露了另外一件小事儿：有一次试验电机，在没有拉电闸的情况下邓楠去接电线，结果右手一下子被“粘”住了。这位同事和班长当时正在她对面的高台上试验机车，见状大声叫离邓楠不远的电工过来。当时电工在修理电机，听到喊声，忙转身，关了电闸，邓楠的手才从电线上脱下来。

　　“班长此时也匆忙从机车上蹿下来，见她右手烧了一块疤，叫她快去包一下，而邓楠却笑了笑又忙工作去了！”这位同事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岁月如梭。如今，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邓楠已经到了可以安度晚年的年龄。但是，对于已经在中国科技界工作了31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5年的她来说，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以及在有生之年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却让她无法停止脚步，也无法停止思想。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