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是一面镜子

　　“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外国人懂什么？”近来，针对德国作家、汉学家顾彬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批评，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论断。

　　的确，汉学研究的成果有时让人不敢恭维。学者陈引驰说，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诞生在中国，但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再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这种观点也可能引来很多非议。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根据张西平的介绍，晚清以降，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敦煌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语音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的中国语言学研究；陈寅恪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比如，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

　　为什么国外汉学会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学者分析：一是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二是研究方法优于国内学者。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

　　今天的海外研究，早已远远超越了数百年前西方了解东方的初衷，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学不仅在反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一种对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说：“以洋为镜，可以知兴衰。”汉学，会启发很多东西。

　　以什么姿态对话

　　“文明和传统是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应该保持活力，让人们研究。”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教授罗多弼说。他同时强调，“文明不能卸去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立场所应承担的责任。文明不会制造战争，是人制造了战争。”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对话主体应该是负有责任的。

　　文明之间的对话有很多种，国内学者和汉学家之间的对话是一种重要形式。

　　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不仅仅是‘隔岸观火’，也并非局限于‘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在“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这段话直接关联着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汉学家？”“该用何种姿态与他们对话？”“什么样的对话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首先应该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只跟美国的中国学对话，也跟欧洲、日本、俄国的中国学对话。”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说，“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当然，陈平原也提醒大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陈平原曾经组织翻译出版日本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论文集，他觉得，“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陈平原说，在与汉学家对话时，“双方交换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件，更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与‘友情’。”在他看来，学术交流还应该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

　　当对话进行的时候，这些足够吗？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最困难的就是要形成一种能相互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她认为，目前，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广泛认同的“文化话语”。“如果我们只用这套文化话语来诠释本土文化，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会被摒除在外，”乐黛云说，“如果这样，对话仍然只能是同一话语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

　　那么，能用“完全本土”的话语来进行对话吗？乐黛云说，任何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和影响中发展起来的，“完全本土”很难存在，“即便有这样的话语，对方也难以接受和理解，对话也难以进行。”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呢？乐黛云认为，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文化立场和角度进行讨论。例如，人的生、死、爱、欲等古今人类共同的问题。”

　　罗多弼说：“在人们关注的某些领域里，真理就是相对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所以，“真理应该放开让人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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