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7日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最新一期《瞭望》上撰文称，今年是东亚金融危机10周年。对于这场劫难，值得汲取的教训甚多，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看，最应该提及的当数权贵资本的危害。

　　文章称，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以下是文章全文：

　　权贵资本危害长远发展

　　二战后，东亚威权主义者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

　　在一些东亚国家，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隐含着大量赤字，这是因为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风险，由此生成的不良资产则体现于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而引致的政企勾结，使企业不注重经营管理，不注重经济效益，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拉帮结派，只注重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

　　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银行就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润输送给这些官员。由于银行的滥放，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每年不良债权总额至少有7万亿韩元，约占政府年财政预算的70%。最大30家财团负债加总占全国财富的1/3，平均负债率高达31.7%，有近10家大企业负债比率超过500%。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有1/5企业处于隐性倒闭状态。

　　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

　　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企业“超借”和银行“超贷”导致信贷膨胀，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

　　加剧两极分化，危害社会稳定。

　　权贵资本的肆意作为，使社会形成了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在印尼，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着国家70%以上的财富，而赤贫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数量有增无减。1996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指出：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比率，是东盟国家甚至是亚洲最高的，达11.7倍。政府主导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落到为数不多的马来人公司手里，尽管一些马来商人跻身东南亚富豪之列，但大量的马来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

　　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东亚一些国家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即“人们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对抗心理，甚至藐视现存权威”。如此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

　　权贵资本不仅大量侵吞国家财富，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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