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记者松冈诚：“中国越来越开放了”

　　 “过了两三年后，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就像2004年我第一次报道两会时，没想到两会会有今天的开放一样”

　　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松冈诚，2004年刚到中国工作时就采访了当年的两会，今年已经是他第四次参与两会报道了。

　　3月9日中午，松冈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表示，虽然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的效果尚没有他想像中的那么明显，但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仍值得期待。

　　从2004年参与两会采访报道至今，3年多的时间里我赶上了四次中国两会，应该说这也是我的幸运吧。因为在日本，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像我们这样的通讯社，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两会动态，大家都把两会看作是了解中国走向的一个窗口。

　　中国政府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为我们在中国的采访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而两会无疑成了落实《规定》的一个实践平台。

　　办证件时的“小意外”

　　共同社这次专门抽调了人力来参与整个报道活动，但没想到一开始就出了点儿“小意外”。

　　由于今年两会新闻中心首次采取了电子报名方式，我们办理证件的时候也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名表。然而很不巧，通过EMAIL申请后，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申请邮件“跑”到了新闻中心信箱的“垃圾箱”里。所以直到3日上午政协会议开幕时，我们都还没有拿到采访证。好在当天晚上终于办好了，我们才赶上了4日人大的新闻发布会。

　　往年采访证都是在两会开始前就办好，今年这个小插曲纯属技术性误差，与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没有直接关系。

　　态度更认真 手续更简便

　　有了《规定》的“尚方宝剑”，我们比过去更“大胆”地穿梭在会场内外。总体来说，今年采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申请手续的确更简便了。虽然境外媒体一般还是无法直接联系代表委员(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手机号码)，而是要向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员联系，但在与这些联络员沟通过程中，能感觉到他们都很重视我们的采访申请，接待态度也非常积极和热情。

　　这不禁让我想起2004年采访两会时的尴尬。当时与新闻联络员沟通时，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先研究研究，然后再给你通知”，结果几乎都是没有了下文。今年很不一样，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的态度比以往更认真了，我提出采访某位政协委员的申请后，他们一般都会安排好时间和地点，然后很快就通知我去采访。

　　去年两会时，采访前要先和两会新闻中心联系，然后由新闻中心与各代表团的新闻官沟通，之后才能接触到代表委员。今年可以不必和新闻中心联系，至少已经简化了一层手续。

　　其实对于境外媒体来说，最难的就是到达采访对象身边的过程，一旦和本人面对面后，他们一般都非常开放，也很愿意接受访问。两会开始一周多来，我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政协委员王翔的过程。当时我们是第一天申请，第二天政协那边就确定了时间和地点，然后我们就很顺利地与王翔委员进行了沟通，感觉非常顺畅。

　　落实《规定》要慢慢来

　　很多人都会问我是否感受到“开放的气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采访两会，除了在手续上以及接待人员的态度上有了一些变化外，《规定》实施后的总体变化并不是特别直接，或许这需要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吧。

　　几天采访下来，也会有部分代表委员对我们有防备心。对此我很理解，所以也没有那么挑剔，不会直接质问他们“上面都说了你为什么不执行”之类的话。因为我想，要想让一个好政策得到具体的落实，还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不仅中国是这样，其他一些国家也如此。

　　其实，在今年年初《规定》发布后，我曾到中国一些地方去采访，也感觉到了落实《规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我就想，尽管变化没那么明显，但慢慢来吧，也许过了两年或三年以后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我现在回过头来看2004年第一次报道两会时的状态和现在的变化一样。

　　中国媒体也开放了

　　这次两会期间，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跟去年比起来，中国媒体采访境外记者的频率增加了。去年两会期间几乎没有中国媒体采访过我，今年包括一些地方媒体，都提出要来采访。他们大多是想了解我们关注哪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关于这个《规定》的提问。从这些也可以看出，中国媒体自身也正越来越开放。

　　1990年，我曾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1年，那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矿难等安全事故类报道根本看不到，现在，凡是某个地方发生了类似矿难的事故，中国的媒体同行都会第一时间跟进报道。

　　一个国家的开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建设领域。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开放地面对世界。(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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