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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 榆
“特别好的作家”
铁凝第一次见茅盾是1978年。
那时她在河北农村插队，是公社里最小的知青，劳动之余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出版社在北京组织笔会，邀请她参加，在笔会上，铁凝第一次见到中国作协主席茅盾。
她形容自己当时是“战战兢兢”。慌乱并不是因为见到“作协主席”：“我并没有在意谁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铁凝崇敬的还有巴金。遗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没能近距离接触过这位文学前辈。
然而，当铁凝49岁的时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并置，成为中国作协57年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协会她的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铁凝。
记者：媒体对你当选作协主席有各种解读：作协主席走下神坛，作协开启平民时代，你怎么看？
铁凝：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我现在的心情。有喜悦，喜悦首先是因为这是很高的荣誉，前两任主席是文学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这是非同寻常的位置和荣誉。文学界的同行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了我宽厚的认可，我想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惶恐，我说我有几个不敢忘记，第一不敢忘记，就是这个位置不是非我莫属，即使不跟大师比，单是同代，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以担当此任。我很荣幸我在这个位置，不忘记这点，我就会知道我是谁。
记者：这次作协领导中，你是主席，王安忆和张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国作协开启了“玫瑰门”。你的小说《玫瑰门》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中国作协会成为“玫瑰门”吗？
铁凝：是指新的领导机构里吗？我没看到什么纷争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还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间，甚至不同艺术派别之间应该是能相互理解的。这次作代会上，很多优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选人之列，他们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善意，让我很感动。
记者：在作协主席选举中，有人对你投了反对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们会拿你和他们比较。你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同行，你也会被比较。你的当选除了鲜花和掌声，可能也伴随着质疑。
铁凝：选举主席的整个过程，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谢投我票的人，因为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样的两座丰碑，投我票的人我觉得至少是给了我宽厚的认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样感谢，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差距——他为什么不投你的票，会让你不断地想，你会不断地使自己更好，虽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声音现在有，以后也都会有。重要的不是被异议、被质疑，重要的是被异议、被质疑以后你怎么做、做得怎么样。
记者：在作协体制中，“作协主席”是一种荣誉职务，还是一种实际权力？我们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时，“作协主席”更多是一种荣誉象征，他们似乎并不介入作协的日常工作。
铁凝：我个人认为作家协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作协主席也不是权力的代名词。但它也肯定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作协主席这个位置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几天时间。我跟前两任没有可比性，他们创造的巨大文学财富，拥有的巨大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足以覆盖中国文坛。但这些今天已经没有了，甚至现在中国文学也不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没必要为它感到悲哀，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绝不存在巨大的个人影响，所以我说，这次作协主席的产生，跟前两任相比，不仅仅是年龄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来。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愿意努力，让自己成为中国作家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作家的供养
铁凝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经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1958年，受“丁陈右派集团”案株连被划为右派。铁凝家与徐光耀相邻而居，15岁的一天，铁凝拿着新写的作文请徐光耀看。徐光耀认为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为写作惹了那么多麻烦，一个小孩喜欢什么不成，偏偏来写作？
看了作文以后，徐光耀的态度就变了：“你不是问我什么是小说吗？这就是小说。”这篇文章叫作《会飞的镰刀》。
徐光耀的肯定，让铁凝坚定了文学梦想。
《会飞的镰刀》最终还是没能刊发，因为里面没有阶级斗争，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学生和农民、房东小孩的温情，有劳动和一些情谊——当时是需要冲突的。
《会飞的镰刀》是在1985年被发表出来的。
小说《夜路》是铁凝的处女作，最初是投给《河北文艺》的，被省里一个老作家读到，随后推荐给《上海文艺》主编茹志鹃，茹志鹃加了短评把《夜路》发在《上海文艺》的头条上。
《哦，香雪》的发表是铁凝文学写作的转机，也带给了她最初的文学声誉。这篇小说获得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铁凝从此开始被文坛关注和接纳。其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轫的时候。
1982年，铁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记者：作代会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被媒体狂炒。莫言谈到洪峰乞讨行为时说，洪峰是在争取一种公平。中国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作家供养制度，洪峰却得不到这个制度的保护。更多的人批评洪峰作秀，以他为耻，认为应该取消“作家供养制度”，你怎么看？
铁凝：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供养作家在很多国家都有先例。
为什么强调专业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现在不是专业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说话。据我所知，像王安忆、张抗抗、刘恒他们都是专业作家，这样一些顶尖的作家，怎么配不上国家出一点钱，有一个相对体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对作家来说，住房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但是医疗呢？子女教育呢？社会保障呢？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于解除作家的后顾之忧，专心写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
记者：怎么避免作家因养而生的惰性？合同制作家制度能奏效吗？
铁凝：作家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实际上专业作家群体，在文学体制中在逐年缩小，更多的是采取合同制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协会有5个专业作家，还有30个左右合同制作家名额，人是不固定的，一期两年，在这两年中，政府拿出钱来资助作家写作，不限定写作的题材和内容。“合同制作家”是一个竞争机制，它不养一个不写作的人。
记者：不能回避作家对作协的疏离这个现实，前有李锐退出中国作协，后有湖南、上海省级作家退出，你怎么看作家跟作协的离心倾向？
铁凝：李锐退出了中国作协，但没退出山西省作协，他还是山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作家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专业作家制度为作家提供的保护是，可以使作家不用为一把米忧愁、焦躁。
专业作家制度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完全取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制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作家全部成为自由职业者，作家的权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比如现在很多纯文学的作家还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实验型作家，他不为市场所左右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他的生活怎么办？所以我要替中国的优秀专业作家说一句话——专业作家制度并不意味着吃闲饭，也不意味着铁饭碗。
记者：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作协有一个简短的表态，那个表态被批评为狭隘，缺少大国风范。海外流散文学，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写作的一部分，你怎么看他们？
铁凝：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不管什么样的、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的中文作家，只要是爱国的，爱这个民族的，都应该被充分地注意和关注。
我想我会更加关注这些作家的写作，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读过，以后我要读得更多，因为他们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书生建馆
1996年，铁凝成为河北省作协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协和文联分家之时，铁凝面临一个选择。 “当时我说我不能当作协主席，把我变成不是作家了，这不是我的意愿。”
最终，铁凝确定了自己作为作协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协会办成衙门。
筹建一个文学馆被铁凝看成是当时的狂想，当时北京现代文学馆都还没建成：“这是一个创举，文学馆是一个文化的标志，河北这块土地上诞生过众多杰出人物：荀子、董仲舒这些大哲学家。”那段时间，铁凝形容自己成了个“祥林嫂”。
河北文学馆到现在还是全国惟一一家省级文学馆。
记者：筹建文学馆是你任河北作协主席的一件大事，筹建困难吗？
铁凝：现在觉得像做梦一样。建文学馆花了6500万元，跑钱非常困难。
当时一位管着钱的常务副省长对我们很不屑，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省里这么穷，你们还想弄什么文学馆。
一个省再穷，文学馆这点钱也还是拿得出来的，你在别的地方浪费的钱比这个多得多，我知道一个乡政府半年吃喝的费用就是40万，用那些钱建一个文学馆，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么难吗？那个常务副省长说，你们下个世纪再说吧，现在省里财政困难。下个世纪，那可不行。我觉得必须说服他们，见了那些领导，我反复就是那些话。
记者：作家去找钱，会被理睬吗？
铁凝：有一次，我跟党组书记被人轰到走廊上，党组书记当时就哭了，一个男的，比我大十岁。我说你哭什么，他说你怎么能让人轰出来呢？你是作家，怎么能受这样的委屈呢？我说没事，他轰就轰了，他轰我出来我没丧失尊严，因为我不是为个人的事求他，我是为作家的文学馆求他，他只要答应，让我给他跪下来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会丢掉我的尊严。当然，最后河北文学馆的建设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性支持。
爱情没有道理
铁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记者：你独身的状态令外界好奇，你对情感很严格吗？
铁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第一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不是要打一个旗号。也许更早的时候，比如十八九岁、二十几岁时，如果那时很快进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定。我也有过个人的感情经历，我并不后悔或者怨恨，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有值得纪念的价值。这些情感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于婚姻，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第一，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当然我对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说我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诉你另一句话，我从来都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做好了失望的准备，才可能迎来希望。但可能我准备得还不是特别充分。
记者：你说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吗？
铁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沟通，至少是一种相互理解，我觉得有难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国话说“缘分”，这是强求不来的。我见过一些好的婚姻，使双方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它不是跟事业对立的，我是一个强者，其实更多时候我更像一个家庭妇女。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