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关向东

　　2006年11月，正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担任讲座教授的龙应台，完成了两个心愿：

　　一、她的新书《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正式出版，全书完整集结了三年来她为香港所写的文章。这本书在香港首发，且是全球唯一版本，龙视其为向香港交出的一份“作业”：“这下，我觉得对香港有所交代了。”

　　二、她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开设的、历时9周的“文化政策与传媒素质”课程结课。报读课程的80多位学员，有香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此间各大传媒的编辑记者及专栏撰稿人 、画家 、作家、律师、建筑师，甚至会计师，还有正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学习的硕士、博士，也有每周专程赴港听课的内地报纸编辑记者。在结课演讲中，龙应台对着这群“超级学员”说：“伙伴们，我希望，我们已共同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种子。”

　　播下一把种子

　　2006年10月7日，在香港大学研究生堂嘉年华餐厅，龙在“文化政策与传媒素质”学员的一次晚餐会上首次披露：3年来，她对香港文化生态的观察，经历了三段心路历程，出版《香港笔记》和此堂“传媒素质课”，正是她关怀香港文化的第三阶段——“播种”。

　　此前，香港曾以“龙应台香港开课金针授人”为题，介绍这个课程。记者在随后9周的观察中，体察到龙应台持续不断在“公民社会文化政策制定的民主程序”这个主题上，磨砺学员的思维之剑。

　　课程从“文化是什么”、“文化为什么”、“文化政策影响什么”、“文化政策制订的国际比较”入手，进而引导学员们在港进行一系列“田野调查”，进一步思索“香港的文化政策制订缺失了怎样的民主程序”、“香港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这个后殖民地城市意味着什么”、“公民社会之公民对城市的历史与未来肩负怎样的责任”等问题。

　　“或许已太晚，但这是公民社会里公民应负的责任”，面对近来此间越来越多关于传统保护与建设发展“非此即彼”的争拗，龙果断地要求学员们用“思维之剑”直挑一系列“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如：西九龙计划之审视及建议、启德机场旧址规划之实地参与、对湾仔市区重建的看法、香港古迹保存的问题、香港海岸线规划之审视、香港文化公民权的检验等。

　　龙应台如同一个文化的“启蒙者”，要在尚将“文化”仅仅看做是表演、展览、博物馆、图书馆的“文化蒙昧”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种子。

　　10月8日，龙在向学员们发去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伙伴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都是在开发和文化保存的岔路上徘徊的城市。这些城市，需要认真、投入、成熟的公民去关心，持续地关心。”

　　“因此，在面对我们课程很快就要‘结束’的时刻，应台希望创造一个可能，一个不‘结束’的可能：同学们是否愿意思考，在课程结束之后，组成一个‘文化关怀行动小组’。Culture Concern Group? 应台相信，香港需要我们。”

　　11月11日，伴随着“文化政策与传媒素质”课程结束，一个“白玉兰文化关怀小组(暂名)”宣告成立，其第一个行动即是关注当晚进行“告别航”的中环天星码头。这个有49年历史、凝聚港人“集体记忆”的码头,因新一轮填海运动被搬迁，当日15万港人前往告别。

　　“补上”华人学者不可缺的“香港课”

　　在“江湖”行走多年的龙应台，在台北刮起“龙旋风”之后，为何会选择香港，作为文化关怀之地？相信这是许多人都好奇的问题。

　　1999年，旅居欧洲13年“闭门读书”的龙应台，被马英九延揽进入台北市府团队，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在80年代曾经点燃“野火”的台北，又刮起一股“文化强势”的“龙旋风”。2003年，龙离开马团队，回归“山林”。

　　“选择香港的原因，是因为始终对华人城市有兴趣。香港与台北地理、历史轨迹接近，可是作为一个华人知识分子，自己对香港很无知，是不可以原谅的。”

　　于是，2003年初，龙应香港城市大学邀请，在中文系担任了一年客座教授。

　　惊觉香港乃经济巨人文化矮子

　　在一次聊天中，龙笑言：“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可是很守作客‘本分’的，观察但未有发表任何批评及意见，可视为我关怀香港文化的第一阶段。”

　　“在台北做文化局长时，我曾将华语区的新加坡、香港、北京作为台北的文化‘假想敌’，研究设计怎样的策略，可以令台北从文化上，在这些华语城市中凸显出来。”

　　“原本以为‘九七’之后，香港在文化政策上会经历一个调整阶段。可是，来港观察后发现，外界对香港的印象与实际反差太大了，许多在文化方面必须做的事情，香港其实从来没有做过。”

　　龙分析说，“一方面，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超过台北好几倍，且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有钱的程度，实在令台北望尘莫及。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思维与文化政策却几乎为零，这比起台北又实在是远远落后。”

　　“如今，当了4年纳税人，也了解了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于讲出来”，龙笑言，“如果拿台北和香港作个比喻，那么台北是头脑大而手脚萎缩，香港则是没有头脑但手脚特别发达，都算不得‘健全人’。”

　　克制不住想要世界变得更好的冲动

　　“我的实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变得更好的‘冲动’，在2003年11月终于‘发作’”。2006年立冬日的午后，在香港大学一间幽静的会客室，一袭黑衣的龙，习惯地斜睨着天空，悠悠地回忆着。

　　那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龙计划进行商业招标，计划在维多利亚港湾畔、40公顷的璀璨海景地、投资250亿港币，建设一个由开发商投资并运营的西九龙文娱区。计划建3个表演区，4个博物馆，加上广场，酒店，住宅，餐厅和商店以及各种娱乐设施的大型文化娱乐区，还有一个涵盖整个区域的大天棚。预定在2012年完成。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这都是一件重大建设。有许多疑虑围绕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目的是否会凌驾于文化内涵，国际观光取向是否忽视本土艺术的栽培，未来的经营会否成为财政包袱”，龙应台说，“太多的不明确了。观察这件事，我的感觉是香港的政府怎么这么大，香港民间的声音怎么这么弱？”

　　于是，龙应台开笔，进入了对香港文化关怀的第二个阶段。2003年11月1日一篇《思索西九龙》在《明报》见报。“当时，奇怪极了，抛出去的砖，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过，时隔一年，即2004年11月9日﹐龙应台在香港大学的一个题为“香港，你往哪里去﹖──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从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礼貌而深刻地频频追问后殖民时代香港文化的定位，就在城中瞬时“激起了千堆雪”。

　　“国际上所看见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乐于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香港：建筑气势凌人、店铺华丽光彩、英语流利、领口雪白的中产阶级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也就是说，中环代表了香港，‘中环价值’垄断了、代表了香港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标。”

　　“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滨星光大道上等候惊天动地的烟火表演，不会想到，香港近700万人中有145万人活在贫穷线下，有很多很多的独居老人像鸡鸭一样长年住在笼子里；不会想到，这个‘亚洲的国际都会’在贫富不均的指标上高居世界第五，与智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会想到，姿态矜持而华贵的中环其实只是香港众多面貌中的一个而已。”

　　“香港里面的人，也有许多人看不见中环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环价值’当作唯一的价值在坚持。”

　　她痛陈：“我所目睹的21世纪初的香港，已经脱离殖民7年了，政府是一个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发现，政府机器的运作思维，仍旧是殖民时代的思维。”

　　“殖民思维有几个特点：它一不重视本土文化和历史，二不重视草根人民，三不重视永续发展。”

　　“于是所谓‘脱离殖民’，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是，人们回头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写、被漠视、被轻视的历史挖出来；把被殖民者丢到垃圾堆里的祖母的日记找回来，擦干净，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认，一字一句地读，从脆弱泛黄的纸张和苍白的字句里，重新发现自己是谁。”

　　“‘脱离殖民’，意味着把殖民者所灌输的美学品位、价值偏重和历史观点——不见得推翻，但是彻底重新反省，开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开始用自己的词汇定义自己；后殖民的政府会把本土的文化历史古迹、老街老巷老记忆，即使不美丽不堂皇不甚体面，一点一滴都当作最珍贵的宝贝来保护珍爱。”

　　“‘脱离殖民’，意味着后殖民政府回头去挑战殖民者的开发至上哲学，把殖民者所忽视的价值翻转过来放在首位思考：对贫民和弱势的照顾、对文学和语言的重视、对文化和历史的强调、对绿色土地的钟爱、对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长程投资等等，一种‘厚植本土、文化优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当家作主之后会取代‘唯利是图’的功利思维，变成新的主流哲学。也就是说，在后殖民政府里头，文化理应成为首席局。”

　　此后，龙应台关怀香港文化生态的文字，交替出现在此间两家主要媒体上，且每一篇文字发表之后，都会成为几日内各大媒体谈论的话题之一，可谓一纸风行。

　　记者记得，已经在香港两家阅读人群迥异的报纸，刊登了一系列香港文化观察文章的龙应台，2006年7月在她的另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上，询问香港一家电台的“名嘴”：“我的文字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呢？究竟碰触了香港哪种人的心思呢﹖”

　　“直到2006年6月2日，《谁的添马舰——我看香港文化的主体性》发表，但无助于影响‘文化缺席’状况下政府的决策，我才痛感以文化人之力传播‘公民文化精神’，在香港这个文化政策意识尚未‘开蒙’之地，实在太难。恰在此时，我预备在港大开一堂课，于是‘文化政策与传媒素质’这个课名自然产生了。我没见过更认真、更投入、更成熟的学生……当课程结束时，我对自己说：对香港，我有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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