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受阻的原因　　

　　出逃人员往往会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如赖昌星选择了加拿大，杨秀珠选择了美国。

　　究其原因，黄风教授认为，犯罪分子外逃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资金自然向那些地方转移；此外，他们在遇到引渡、遣返等问题时，往往可以找到比较多的法律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或者是拖延时间。

　　这样一来，却给国家造就了许多困难。

　　首先，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外国开展引渡合作，都要求以存在双边引渡条约为前提，即所谓的“条约前置主义”。

　　从1993年8月26日与泰国缔结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开始，我国以平均每年2个条约的速度，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条约。遗憾的是，25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发达国家，那就是2005年缔约的西班牙。

　　其次，就是死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还保留有68个死刑罪名。中国请求引渡回国的逃犯，罪名为杀人、抢劫、绑架、强奸、走私、贿赂、贪污等，按照中国刑法都有判处死刑的可能。但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明确要求“死刑不引渡”条款。

　　再次，我们在请求引渡时往往不得要领。过分依赖“红色通缉令”；该提供的材料不提供，或提供的材料达不到西方国家的“表面标准”要求。

　　缔约的政治障碍　　

　　中国与西班牙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赢得好评如潮。

　　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参赞徐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工作说明时说：“相信中西引渡条约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黄风教授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的签订创造了先例，这个签约模式将会成为中国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示范文本，以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一个法网恢恢的外逃贪官追捕网。”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欧盟25个成员国都废除了死刑、全坚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在西班牙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之后，多米诺骨牌或许就此推倒。

　　尽管评价很高，甚至认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缔约的法律障碍已不存在，但对于中美的缔约，黄风教授还是不表示乐观。

　　“意识形态的障碍还存在。”他说，在与西班牙签约之后，葡萄牙、澳大利亚、法国三个发达国家都向中国表示了缔约意向。私底下，美国司法部有关官员也说愿意缔约，但认为缔约后必然不能在国会上通过，因为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还存在成见。

　　其他发达国家也可能同样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然而说到底，建立引渡合作关系的基础，就是对相互之间法律制度的信任，缺乏这种信任，就难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

　　障碍虽存在，但争取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缔约，黄风教授认为还是上上之策。

　　引渡的替代措施　　

　　当然，对于没有缔结双边条约，又存在意识形态障碍的国家，还是有着可变通的余地的。全程参与了余振东遣返案的黄风教授娓娓道来：我们可以学会在“笼子”里跳舞。

　　他说，中美没有签订双边条约，也没有过任何遣返先例。在不可能以互惠条件达成引渡的情况下，我国有关部门积极研究美国法律。《美国移民法》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判定犯有严重罪行，将一律被驱逐出境。

　　为此，中方给美方提供了大量余振东犯有洗钱罪、非法移民罪等的证据，促使美国对余振东提起诉讼，从而改变他在美国合法的移民身份，使之变成刑事被告人，将面临的法律后果就是被驱逐出境。他被指控的罪行在美国都将被重判。最后，余振东自愿被遣返回国。

　　对潜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实际上，也是使用了代替措施，中方吊销了其护照、旅游证件等，使之成为非法移民。

　　黄风教授说，在实践中，通过慢慢摸索，虽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没有签订双边条约，但一样可以通过研究对方甚至是双方的法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寻求另类“引渡”。

　　这种替代措施有利有弊，个案可以积累经验，但不会成为固化的模式。只是这些替代措施也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那就是，即使没有双边引渡条约，还是可以将逃犯“引渡”回国审判。

　　建立有效、快捷打击犯罪的司法机制，另一方面又应当考虑到对当事人合法权利、包括人权的保护。这些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来支持。

　　2000年，我国《引渡法》颁布。2005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反洗钱法》着手修改。2006年，《中西引渡条约》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如果反洗钱的法律得以完善，我们与美国的引渡共识将更为接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屈学武说，“中国帮助美国打击恐怖组织的洗钱活动，美国帮助中国打击贪污腐败的洗钱活动，从而为未来中美引渡协议的最终签署创造条件。”

　　在“被动引渡”已经纳入法制化，而与各国缔结条约的基本法律障碍也不再存在的情况下，黄风教授对中国引渡的努力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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