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5岁的李继东靠开修理厂、代理牛奶已经积攒下百万家产，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气的年轻老板。第二年，他又开了家水泥预制板厂，专门承包人行道铺设工程。

　　他享受着生活，四处旅游，北京去了四次，他最喜欢北京，他觉得那的“霸气”让他着迷。他还喜欢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长杨明翔给他介绍了一项工程，铺设戒毒所地砖，李继东有了一批特殊雇工——47个戒毒者。

　　从此，他要开始兑现他乞求“医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时许下的诺言——救很多人的命。

　　重生与破产

　　工程完工后，“孙悟空”和其他35个人主动留在了李继东的工厂，李继东带着这35名吸毒人员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检测，结果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感染的当天全部走了。他们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说想报复别人。

　　李继东没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回到社会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们处了一段时间也有感情了，把他们推走我做不来。当时我有一百多万，有车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觉得靠其它厂赚钱，养活这些人应该没问题。”

　　“孙悟空”正是在那次检测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听说是绝症后，他决定留在李继东的工厂，因为回家后他知道自己肯定还要吸毒，迟早还要被送进戒毒所，而工厂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在云南，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子”，有超过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传播的。

　　一个月内，重生工厂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里不仅吃住免费，而且还很“自由”，这对那些生活在低层，遭人歧视，被毒品折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重生工厂也以超过李继东设想的速度，跌进了破产困境。

　　2003年，重生工厂参加公开投标承包了两万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砖工程，“孙悟空”和其他学员每天就住在马路上。工程结束，赚了30万元，可这也成了他们最后一个工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继东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他的牛奶公司先倒闭了，因为大家担心牛奶里有毒，接着汽修厂也关门了，那些跟着李继东一起创业的老员工纷纷辞职。

　　一年后，重生厂陷入绝境。虽然厂里养了100多头猪，还有几亩鱼塘，但不够179名工人每月5万元的开销。

　　工厂的铁门拆掉称斤按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后米吃完了，下午2点大家还没吃早饭，把备用轮胎当了300元。除夕夜，学员们杀猪备饭，李继东躺在床上想了4个小时:“走？还是不走？”

　　几天后，他把车卖了，还偷了儿子的存折，上面存着儿子的压岁钱。

　　“一天，东哥带着我和其他四个人去他家，他把衣柜拉开，让我们挨件翻，找兜里的零钱。”“孙悟空”他们翻开每个口袋，找到了三十几元，然后到市场上买了一斤肉，十几斤白菜。

　　2004年的新年，重生工厂命悬一线。“实在撑不下去了。”李继东默默无闻地干了两年后，不得不重新定位，“一定要有更多人来帮忙”。

　　自由与管制

　　“恐龙”是其他学员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注射海洛因，还吸食冰毒，每次吸完冰毒的幻觉让他发疯。

　　一个池塘在他眼里是片大海，他脱掉衣服纵身跳进去游泳；照镜子，他看见脸上爬满小虫，抓啊抓，清醒后脸上疤痕累累；他连续十个小时用针扎自己的手，要把一根根刺从手掌里挑出来，现在他的双手仍然遗留着十几个小黑点。

　　2003年“恐龙”来到重生工厂，正是厂子最困难的时候。

　　住在破草房，每顿饭一个菜，每个人也只有一套迷彩服，“恐龙”还是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如果没进来，早就死了。”一次他高烧持续不退，他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

　　“既然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能还把他们赶走？”濒临破产的李继东开始找媒体，请他们报道他的工厂，找官员，反映他的困难。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应。

　　一名副市长给107名学员办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2005年，新市长召开办公会，准备拨600万元扶持重生工厂，并划了一座铜矿免费开采。随后，又规定重生工厂的学员到医院看病由政府全部买单，这为李继东每年节约了30多万元。

　　媒体的拜访也纷沓而至，在“2005年度十大民间禁毒人士”评选活动中，李继东以15万票当选。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到重生厂视察时说，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继东这样的人，就能彻底改变云南毒品蔓延的势头。一名网友则留言，他说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关于重生工厂的辩论也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过自由的生活。李继东说，就是要把他们关起来，因为他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曾有报复社会的念头。“就是要控制他们，发现谁复吸、故意传播艾滋病，我立即报告公安把他们抓起来。”那些质疑的人也许忽视了一个关键:留在重生工厂的人其实是自愿的。

　　“老鬼”拖着腿走过来，才40岁，上颌就只剩下了2颗门牙。“老鬼”曾经是个毒贩子，至少被抓过6次。坐在家里的床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来，包成小包，从窗口扔出去，就有钱从外面扔进来，大床上堆满了钱。她家的地板上到处扔着注射器，穿拖鞋根本进不去。

　　“2个月挣了十万元。”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身体彻底垮了，不仅感染了HIV，风湿、肺结核也折磨着她。县城医院给她下病危通知书的当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厂。

　　工厂里规定，每天7点起床，吃完早点跑步，之后自由活动，或者打扫卫生，午休后自由活动，晚饭和午餐一样两菜一汤，吃过饭可以打牌、唱K、看电视、打台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不准吸毒，不准性乱，外出必须5人同行，互相监督。

　　习惯挥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厂里的条件，她从不抽李继东买给学员们的三块钱一包的“小红河”，只抽自己买的烟。病好后“老鬼”就走了，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在重生工厂，除了不得不面对艾滋病毒，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规律生活对身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况那里还有那么多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

　　简单生活和温情脉脉的社区才是留住他们的原因。

　　“以前满脑子钱，人生过了半辈子，才知道应该好好活几年，潇潇洒洒玩几年。”“老鬼”在重生工厂认识了新男朋友，住进了夫妻间，“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回去孤孤单单的，这里人对我还是好呢”。

　　得到帮助的重生工厂渡过了难关，李继东却觉得，自己距离目标并没有更近一些，“和全国那么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一粟，比我有钱、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太多了，应该有更多人来干”。

　　他使劲挥动着手:“如果让我干一辈子，我立马跳河算了。”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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