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杨明翔没有理论背景做支撑，但他也发现，仅仅把人关起来是戒断不了毒瘾的。“复吸率高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不好，戒毒者出去后很快就能买到毒品；二是个人原因，他们没有工作，家人不管，不被社会承认，很容易回到以前的生活。”

　　那几年，在云南其它地区，曾有老板雇佣了十几个吸毒者工作，但很快就被吸毒者打跑了。杨明翔觉得，至少这样能为吸毒者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运作好，戒毒者靠自己的劳动应该能养活自己。

　　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李继东有产业，有霸气，更重要的，李是他多年的好友，相知颇深。他觉得可以复制这种模式，于是在2002年5月的一天，还在戒毒所关押着的“孙悟空”被警察带到了监仓外，警察告诉他，出去做一个工程。

　　一个黑胖的男人站在47名戒毒者面前，他就是他们的新老板。

　　生与死

　　李继东身材矮胖，按中国传统的面相学来看，他有一副福相——双颊丰满，两耳硕大。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尽管只有小学毕业，签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但他总喜欢用反问句式谈话:“我爱旅游，你说现在我敢去吗？”“什么刑讯逼供，不打他会招吗？”……

　　他穿一套黑西服，他说那是一个朋友最近才送他的，“他说我穿着就像个农民”。他行事高调，给重生工厂的每一辆汽车都贴上醒目的蓝色“关爱”大字，他给自己的白色吉普车贴上了印有“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图标，车顶还有一盏警笛。

　　这辆吉普和另一辆“全顺”面包车是去年他被评选为中国民间十大戒毒人士后公安部禁毒委赠送给他的。不用说，印着国家禁毒委标识的车在偏远的思茅确实很引人注目，李继东解释，这样做确实动用了一点特权，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车里时常坐着艾滋病人，有时候，其它的车就是要给他让路。

　　一个月前，“全顺”车在去往重生工厂位于大山里的一个分部的路上，一头撞到了一棵树。“全顺”的车头像被大刀切过那样，整个不见了，车里的四个人一个重伤，其他三个只受轻伤。“他们四个都是艾滋病人，血流一地，我就是开着警笛把他们送到医院的。”

　　在重生工厂，生与死是最隐讳却又最常想到的问题。“正常人50岁以前不会想自己怎么死，怎么化，谁来送别，谁来戴孝，但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学员就必须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李继东说，他特别能体会学员的心理。

　　他生于1977年8月，有一个哥哥。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是思茅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后来成了思茅最早一批的稽毒民警。

　　他从13岁就开始和死亡打交道，有一天他的心脏突然以每分钟200次的速率跳动，后来被确诊为一种心脏病。“别人的心脏只有一根指令，我的有两根，平时两根频率一样，同步给心脏发指令，一旦没休息好，或者一顿饭没吃好，两根指令就各自指挥心脏，心脏猛跳。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心脏病，属于频发。”

　　他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在家，几乎每个月被送到医院抢救一次。当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他就开始默默乞求:“只要让我活下去，我乞求医生、乞求上天、乞求莫名其妙的主，如果这次没死，以后就去救很多人的命。”

　　1999年，他的朋友因为吸毒过量死亡了，他的父亲，也在闲谈中告诉他，一拨一拨的吸毒者正在死去，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苦苦求生，有些人却轻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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