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肖锋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是时候检讨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有压力的中国人
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睡眠指数、做爱指数紧密相关。当GDP飞涨,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
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 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积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时代画饼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与化悲痛为力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饼越画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画饼,是中产阶级的形象教科书,她教诲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女人。她是医生、记者、歌星……变身75种之多,她成为时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天及欧盟的21.7天。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征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身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晚上11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新加坡电视剧《小孩不笨》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最后那个C是Credit Card。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中国告解资源稀缺,“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我有压力”的陈乙东喊出港人心声,大陆的陈乙东们还闷在心里。喊出“解闷救台湾”的《全民大闷锅》为那个经济压力与国际地位焦虑症并存的小岛消解了不少社会情绪。
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
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疯狂购物,休长假,放单飞,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无论是办公室尔虞我诈,还是老板的苦苦相逼,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升级。“把公司当家”是妄想。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就是牧师,他们听员工“告解”,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一句话:“干活去!”
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只有中国在疯长。北京零点研究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北京列第19。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资与宜居之间,大城市们嫌贫爱富。
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资源极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
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最宜居,创业、求职均不难,生活压力适中。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经济发达程度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正处于一个“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状态。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居民富裕,工作压力相对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优点,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崩溃》,主人公新失工作,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结果他——按美国人的方式,买了把枪,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气闷、暴躁。最先是职业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最后是攻击行为。
人无压力轻飘飘。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