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后的祭奠

　　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父亲究竟是一个感情粗粝的人，还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看见那些父亲背着小孩子在公园里嬉戏，我会驻足不前，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失落。

　　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住院检查身体。他需要做CT，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坐轮椅，非要自己走着过去。

　　于是我扶着父亲，他走得吃力，紧紧抓着我的手。这是我一生中惟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携手而行。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几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和全国各地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父亲早出晚归，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转直下，终于有一天，医生对日夜守护我的母亲说：把首长叫回来吧！

　　母亲听了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她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楞，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3000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大姐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00名孤儿来到内蒙古，其中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时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3000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惟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有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今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0多名孤儿代表在呼和浩特聚齐了。他们是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他们默默地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得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

　　(据《瞭望新闻周刊》；文/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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