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事后感谢，还是“铺路”，甚至送钱送礼以求得心理的平衡，这种环境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环境把领导干部包围起来，像个网一样把你网住了，叫你跳不出这个网，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慢慢地陷入。我当时就感到了这种负担。

　　对话：钱多了是个负担

　　记者：给你送钱的有二百多人，这些人你都熟悉吗？

　　陈兆丰(简称“陈”)：我都熟悉，不熟悉的人给你送钱你会要吗，反正我不会要，另外我也不会接待他。对于他们送的钱，不该收的我不会收，该退的也一定要退还，这样前后陆陆续续退了80多万。(在定远)也可能有少数人对我有意见，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对我有意见，我还是肯给人办事的，也是肯助人为乐的。我当时秉持一个原则，叫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总的来讲是来源不正嘛，叫不义之财。我这个人办事还是比较实在的。

　　记者：人家为什么会给你送礼送钱？

　　陈：是因为我当了主要领导，我手中有权，我能以权为他们办事，不然的话也不会给我送礼。

　　记者：到人大工作后你好象就没有受贿。

　　陈：你没有权力了谁给你送？怎么没有人送钱给农民、工人？！

　　记者：为什么没有狠下决心，做到坚决不收，或者坚决退掉？

　　陈：在这个问题上没能“坚决”，还是因为主观上的原因。我如果做到了，全部退出来，现在我不还是光荣的一个人吗，不还是领导干部？就是没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那些向你行贿的人后来也在收受贿赂，有的已构成了犯罪，你觉得有没有受你影响的因素？

　　陈：受我影响的因素肯定是有的，我是主要负责人，在这方面没做好，没当好带头人，没尽到党的领导干部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个负面影响。

　　记者：对家人的影响呢？

　　陈：妻子受我拖累，他们在外面比我坐牢还难受，这个是我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也是无法挽救的，我给家庭、孩子、亲戚带来的无法挽回的影响，使他们背上了一个沉重的不能解脱的包袱。这对我来讲是终生的遗憾。

　　记者：你现在对钱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

　　陈：我想一个人获得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再有一点零钱花花，应付应付礼尚往来，就足够了。钱多了是个负担，很容易让人走上犯罪道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比较陈旧，但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虽然我有了这么多钱，生活还是像个苦行僧，没什么变化。我家属是个克勤克俭的人，一分钱她都会保管得好好的，所以我家的财产是完整的，一点都没有向组织上隐瞒。我所有的家产家里一点都没有，全部都在外面，他们(组织上)一点也掌握不了，而且他们很难掌握，后来还是我主动交代了。现在是人财两空，人也被判了罪了，钱也全部交掉了。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对自己有个什么样的评价？

　　陈：你不能说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腐败分子，人都是父母养的，也都是在仕途上、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地干出来的。就我陈兆丰来讲，在后期这十五年中连升几级，不是凭行贿受贿得来的，也是做了大量实事的。

　　记者：今后怎么考虑的？

　　陈：犯了罪，就好好坐牢吧，没有什么不服气的。我曾经跟我家属说过，我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就是保持晚节问题。我说其他问题都不至于犯大的错误(一个人不能说没错误，有的甚至有严重错误，但是构不成犯罪)，惟有经济问题，这可是个犯罪的事，这证明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记者后话：

　　穷苦孩子出身，生活艰辛而纯朴，经过自身的努力，走上了领导岗位，开始很想干一番事业，也能做到廉洁自律，后来随着权力的过于集中，慢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让交换和实惠这些商品价值观念进入自己的思想领域，进而心安理得地运用于其权力空间，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回过头来才终于认识到“钱多了是个负担”。从这样的经历来看，陈兆丰无疑是一些领导干部后来蜕变为贪官的一个标本。

　　透过陈兆丰的叙述和与记者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陈兆丰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识到走上今天这一步，主要是自己主观上的原因，是自己的党性锻炼不够，是金钱腐蚀了他的灵魂，另一方面他却矢口否认自己行为权钱交易的本质，把别人到他家来送钱送礼辩解成自己“人缘关系好”，无功不受禄。当然他也没忘标榜自己如何地亲民爱民，如何地办事实在、助人为乐。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性恐怕也折射出当今某些正处于腐败边缘的领导干部的心理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身陷囹圄的陈兆丰思想认识上的两面性同样具有警示价值。

　　此外，文中所揭示的一些官场现象和所谓的潜规则，也相当让人警醒。

　　(来源：新安晚报；吴贻伙 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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