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华”国民应该具有的人格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中国人最本质的标识？

　　潘岳：几千年来，能够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留下来的民族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肯定有其特殊的民族性。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这个特性就是充满生态智慧的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乡绅制和全世界最早最完善的官僚体系；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就是群体文明，尤其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强制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担负义务的伦理体系；从生活方式上来说，不以个人欲望实现，而以人际关系和谐与道德完善为最高追求；从审美情趣上来说，不追求真实只追求境界……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就是均衡、有序、和谐。

　　如果说西方文明追求的是通过不断扩张占有更多资源来解决内部矛盾和人生欲望，中国文明追求的就是在有限的资源内节制欲望、协调利益、内部消化矛盾。这种特质在不同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荣辱。农业时代，它造就了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帝国，成为东亚地区文明和秩序的母体；100多年的现代史，它却让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走到了被抛弃的边缘；然而，在资源能源紧张、文明冲突和恐怖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特质又重新具有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人一直都有“求同存异”的理念，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什么应该是中国人坚持的“同”，什么是应该恪守的“异”？

　　潘岳：我们应该恪守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中、和、融”。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异族的军事入侵和异文化的传入，正是因此被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土壤吸收和消化。

　　不同文明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族习性，目前现存的几大文明传统中，只有中华文明不因强势而迫害异己，不因恪守原教旨主义而拒绝变化，同时又深具通过节制欲望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在一个资源紧张和文明冲突而动荡不安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特质具有成为主流思想的潜质。可以说，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完全能够作为思想基础促成东亚区域化，与美国文化主导的全球化形成参照。

　　当然，我们要恪守的不是陈旧的教条，而是经过改良后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全球化中吸取时代精神，比如法律的理念、比如创新文化、比如建设性的公众参与。在欧洲，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亚洲，有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融合的东亚模式；在中国，也在孕育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的萌芽。这些试验的成功和失败，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照。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GDP的增长，中国人在经济领域已经越来越自信，但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特征又显然并非经济富裕带来的片面自信可以涵盖，那么怎样才是中国人应该有的全面人格？

　　潘岳：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单纯的经济增长对内不等于政治社会文化的同步增长，对外不等于国际影响力的增长。真正的大国，不光是经济强国，还应该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相应的，一个“大中华”的国民不应以财富为惟一追求，而应同时追求文化进步、道德完善和民族复兴。同时，他还应该具有开放的精神，既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明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在这之上造就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而不是盲从外界输入的流行概念。最后，他必须具有公民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意识到个人对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负有责任。

　　形象化地说，如果一个中国公民既富于竞争性又善于妥协，既拼命工作又重视家庭价值；既能操作复杂的国际金融贸易也能欣赏唐诗宋词；既在人际关系中宽容谦让又不放弃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基层选举到业主委员会的管理，从环保公益活动到给政府提交政策的反馈……这种包容并蓄、均衡有道就是“大中华”国民应该具有的人格。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