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写了《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章，说明原子弹是二机部为主负责，导弹是五院为主负责，科学院配合他们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从建议我国搞人造卫星，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的提出，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试验到初样的成功，以及空间环境的探索和地面遥控系统的建立等等，都是中国科学院为主完成的。随着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成立，第一颗卫星的最终设计、研制和发射，是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做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限于那篇文章的篇幅，谈得不多。许多同志希望我在适当的时候补充谈谈，一些往事也总是萦绕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国防科工委为纪念我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终于又有一个机会，我写出了这篇文章。

　　我国第一颗卫星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诞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我们党中央对此很重视，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以下简称聂总)向我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因此，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总责成我和国防部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6月，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当时这项工作抓得十分紧，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我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积极争取外援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然而，要把卫星做出来，也很不容易。我觉得院党组应该做的：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我们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我们一批老工人，1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后来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夸他们是金手艺，他们非常高兴。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1958年初院党组就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我让谷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我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他没有等我们开口，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我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担子从北京火车站，步行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的高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厚任等。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到地球物理所，为了抢时间，我对赵所长说：“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1959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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