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口述/王文正 整理/沈国凡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受到“宠幸”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5年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兴趣，就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我后来得知，这个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这份学习材料，我至今都还保存着。看来，当时毛泽东很赞赏张春桥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张春桥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得到重视，也是在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张春桥参加，文字由张春桥负责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审阅。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肯定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在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我参加预审工作后，通过看材料和开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据这样的一条原则，最后决定这三件事情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我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原则。经过争论和认真的研究，最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都没有将这三件事作为张春桥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张春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春桥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蒯大富在证言中说：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就想方设法地与他联系，了解北京的情况。
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上海的余党就与他联系，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
张春桥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顾党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一些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亲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四人帮”的上台“抬轿把门”。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入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祝家耀和张国权也是在沪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张春桥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就将其调到公安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职务。“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过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传递给上海“四人帮”余党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
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就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当时全国上下都对“四人帮”十分痛恨，都有一种心情，希望在清算他们的罪行时，清算得越彻底越好。
作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可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我们办的案子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它不但会作为一部历史留给一个政党，同时也将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后代。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所有参加办案的人员所说的，我们办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检验。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摘自《大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