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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志明

　　家族企业的兴衰，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家长”们的突然辞世，又成为一个费解的谜。

　　如果哪个企业正处在发展期即尚未进入衰落期，接班人的日子就会好过下去；如果哪个企业所归属的那个市场仍然有空间即市场机会还多的是，有谁仓促上阵也可能会维持下去；如果赶上那个接班人非常优秀，而且略胜一筹，就是那个家族的幸事；而如果那是个草包、败家子甚至垮掉的一代，那就是一个捅破了天的大麻烦。

　　能否众望所归地续写传奇？能否继往开来地再创佳绩？能否出类拔萃地略胜一筹？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企业文化的“遗传”因子，其答案丝毫不容乐观。我们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种带有历史性的理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就是要为那很可能功亏一篑的和危机四伏的交接班提供一个参照系。

　　封建巫术：从逆风起跑到能人经济——交什么？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以“父子对抗”的方式揭示了新生与腐朽两个层面上的残酷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暮途穷和新时代依稀的律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土家族企业在非正常交接班上的“规定动作”，没有刀光剑影，很少文攻武卫，一切都仿佛是水到渠成，表现得波澜不惊，处理得天衣无缝。按理说不必由什么外人再指指点点，加以评说了。但是，问题解决的似乎并不完美。在看上去顺风顺水的交出去和接过来之后，未必就是胜券在握。

　　有一种先天不足，来自于交班者那里。这些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就在“逆风起飞”中马到成功的第一批企业家那里，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其一，因为是一种新型的市场体制在建立，所以机会、机遇等机会成本就大于选择成本。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草莽、草率和很草根，他们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本身的“乱世英雄”甚至是一代枭雄的特征非常明显。

　　其二，因为是在一个后发的国家里创造了类似于发达国家里一样的成功企业，这里有一个落差——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市场体制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一个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之所以“优秀”，其水分、泡沫、黑洞甚至黑幕的存在，是必然的。即使我们不去看它的“原罪”，单是它的规范、完善、向好、零缺点和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和无可置疑，就是一个包括所有“当事人”都要认真思考、反复论证和不断修正的问题！

　　其三，柳传志、张瑞敏、牛根生、陈天桥，当这些名字与“能人”与“天才企业家”挂起钩来，当盛田昭夫与索尼、沃尔顿家族与沃尔玛、克劳克与麦当劳这些洋企与国际最著名的品牌连起线来，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我们决不否定“一个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作用，但当这“一个人”获得巨大的和空前的成功后，特别是当他们在这些成功中已经将“一个人”送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高不可攀的地步之后，“第二个人”想后来者居上变得难上加难。

　　就像“三国”里的刘备，当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再加上有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的辅佐，最后的结局还是接近于悲惨——扶不起的阿斗很轻易地断送了刘氏江山。

　　于是，我们看到，当年的联想能和现在的和未来的联想相比吗？麦当劳要再创辉煌，容易吗？陈天桥，再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财富神话(就在他这一代上)看看？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即使是“能人”，也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人”。于是，关于人类的遗传，企业家的传承，人与人在回归理性、回归人类本性这样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难题上，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能走到哪儿？即使我们保持乐观，但同样在全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纷争和竞争中的悲观现实，还是给了我们足够的警醒：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资本魔咒：从业绩说话到制度封顶——怎么接？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折腾，“传儿不传女”的顽固不化，“家天下”、“父子党”和“亲友团”的封建土围子——我们不想贬低人家的企业发展方向，但是我们真的看不出这样的方向能经得起多大的风浪。

　　问题不在于企业是私有还是公有，决策是家族还是社会，运营是自己还是职业经理人，因为选择这其中的某一种方式看上去是那么关键，甚至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命悬一线的法宝。于是，问题就一下子反而变得轻松甚至有趣了。

　　一个魔咒，一个关于资本的魔咒，带来人们更深刻的认知——先是业绩说话，再是制度封顶。

　　无论是谁，无论谁来接班，那就有一把尺子来衡量，就用一个标准来考量，就用一个指标来测量——业绩。

　　这就比那种封建式的“我认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先进多了。这就把企业的未来发展锁定在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可靠的非“人为”和“人治”的基本点上了。这还使企业家们在交接班上的“一次性”变成了“多次性”，所谓一次交接定终身的“企业家终身制”被打破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成为可能。剩下的，就是你要拿出劲头来和豁出命去完成那个业绩——企业赢利的箭头，向上？还是向下？

　　因为业绩至上，所以企业创新；因为企业要全面创新，所以企业的制度创新成为关键——靠“制度封顶”，成为与“资本说话”相提并论的杀手锏。

　　上述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和著名公司，第一是有了一个为之奋斗的指标即业绩，第二是有了保证那指标实现的纲领性文件即制度。而所谓的制度，就是法制。它的本质特征是对事不对人。这里的人，当然包括老板在内。

　　这就更胜一筹了。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总是拿“人”来说“事儿”。而人家这样的企业，总是拿“事儿”来看“人”。因为更客观，所以更准确；因为更准确，所以更优秀；因为更优秀，所以不仅打不败和弄不垮，甚至令人学不会和学不像！

　　在沃尔玛的车上，沃尔顿家族是名副其实的老板的老板，因为制度规范，因为那制度是全球一体化的受法律、股民和资本市场监督与控制的制度，所以，由谁来赶车，重要吗？

　　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不等你到不守法律的时候，不等你到已经完不成业绩的时候，就已经顺利地兵不血刃地将你拿下——下课没商量！唯一的明智的出路是让贤！

　　而“贤人”之“贤”，先是产品创新，然后是产品创新必须的人才创新，再后是人才创新必须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最后是企业全面创新之后的业绩飙升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向杰克·韦尔奇所学习的，不就是这些吗？

　　知识魅影：从企业和谐到人本政治——传到哪儿？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唯有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了两千多年。一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的作用，二是封建社会简单再生产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三是封建主义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法理建设)，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千年之虫的死而不僵。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国，“晋商”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透过电视剧的文学渲染，“和谐商业”的本质，我们中国人似乎早已谙熟。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资本业绩”、“资本说话”和“跨国公司制度”等等舶来品，神经再一次被绷紧了——

　　第一个问题是，靠“制度”将“业绩”进行到底，是不是一种无法限制的总也刹不住的“疯长”？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公司、企业都像是被赶到磨道上的驴，被蒙上眼睛永无休止地拉磨，从而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那些“制度”还是最先进的吗？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革命，“杨家将”(杨门女将)所演义的上阵父子(妻儿老小)兵，已经不足为取；而福特兄弟、沃尔玛兄弟姐妹们即使有制度创新，即使有大市场战略，即使有业绩的仍在上升，但哪里是最终的归宿？

　　王均瑶、李海仓、乔金岭，还有陈逸飞、周祖豹即使他们没有遭致飞来横祸，即使他们还是风华正茂和事业正酣，但同样一个问题甚至是抛给所有已经成功的、尚未成功的和正在努力要成功的企业家们——将企业的“什么”“怎么样”地“传到哪儿”？

　　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可以复制和永不磨损的特征。在世界性资源枯竭的今天与未来，新一代企业家所关注的焦点，将自然地超越老一代企业家的“乡村意识”、“厂矿经济”和“地方情结”，而转向以信息搜集、信息整理和信息处理的新界面——知识英雄、知本创业和数字化生存。

　　于是，对于那些在创业路上苦苦挣扎的生死未卜的同龄人而言，在非正常接班的这些年轻企业家这里，与其是说他们很幸运地有了老子打下的江山作为新长征的资源，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是走到了一个类似分水岭一样的门槛——创业难，守业更难，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业和守业，更是难上加难。

　　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那些身无分文的穷书生，那些除了勤奋读书只能靠头脑里的创意才能脱颖而出而且真的就能出类拔萃的“知识英雄”、“数字大侠”和“网络精英”们在层出不穷中将赚钱变成一场轻松幽默的“游戏”，将创业变成一种难易相成的“传奇”。“小李兆会”们其实和这些DJ小子、网虫、黑客、动漫高手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后者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更加义无反顾，还可能更加地一往无前。

　　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所谓富不过三代，好不过十载的忧虑，因为它的封建农耕的品质，因为它的工业文明的缺憾，是一种带有杞人忧天的真实。而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和未来，因为那根“接力棒”如今已经变成了“知识”与“信息”，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新时代胎记，将给所有企业家和普通人一颗定心丸——未来的企业发展，也是三个词即民主、民生和民权。

　　也就是说，随着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步伐的不断提速，企业即人的人，不再是老板而是员工；管理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知识；公司进步的标准，不再是仅仅关注业绩，而是强调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的一个链条；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强调的是法制化与人性化的兼容。

　　对谁都公平，在哪里都公开，谁来做都如此，怎么做也不出格，越做心里越有底，脚下有路——这不仅是本土家族企业非正常接班的良药，它还是所有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福祉。中国企业的腾飞，因为中华民族要在这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复兴，将变得不仅迫切而且稳重；将不再那么浮躁而重归理性。

　　(摘自《商界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