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的困境

　　面对这些违规上马的企业，环保局能做的就是一次性给予企业最高5万元的罚款，并下发停建通知单，但如果这些企业视通知单为废纸，环保局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强制性手段

　　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一脸疲惫，“人都被压垮了，已经40多天了。”

　　从省环保局派下调查组迄今这40多天内，曾树茂一直都没有闲着。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热热闹闹的对焦化等污染企业的执法检查，但曾树茂感觉得到，这一次的力度明显比过去大了很多。孝义市环保局因监管不力，导致山西省环保局暂停了该市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此事被媒体放大之后，他现在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成绩也不对，我说存在问题也不对，所以我什么也不说。”曾树茂说，“我也不推卸责任，该担什么责任我担什么责任。”

　　山西省环保局环境监察总队大队长李义贤说，暂停孝义市的建设项目审批权，是一种制裁手段，因为该市的污染排放已经超过环境容量，就不应该再增加新的污染源了。但李义贤也知道，单纯这个规定，是无法限制该市建设项目泛滥的。此前，并非没有相关的规定，只是在地方得不到贯彻而已。八成左右的违规上马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孝义市，还存在越权审批的现象。按照国家和山西省的规定，焦化项目的审批权在在省里。但省环保局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焦化项目都有吕梁市发改委和经委的越权审批文件。

　　曾树茂说，面对这些违规上马的企业，环保局能做的就是一次性给予企业最高5万元的罚款，并向在建的企业下发停建通知单，但如果这些企业视通知单为废纸，环保局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强制性手段。

　　对于花费巨大的环保设施，很多企业拒绝购置，即便购置，也多半将其闲置。有些企业，甚至连排污费都不交。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杜培仁表示，违规企业通常都有保护伞，各地环保局局长很难实施有力的监管。

　　红塔煤焦有限公司就属未批先建的违法投产企业，虽然居民聚集村1公里以内早已被定为“环境敏感区”，不准建设污染企业，但这个规定对红塔公司并没有起作用(它距离田家沟和新蔚村均只有几十米远)。自2003年建机焦厂以来，它一直没有按规定设置地面防尘站等环保设施。不过，即便如此，它还在2003年被吕梁地区行政公署(2003年底，吕梁撤地设市)评为“全区第一信用度企业”。

　　而对于红塔这样的企业，孝义市环保局除了处以少量的罚款外，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监管作用。焦化企业的投资，动辄上亿元。它们违规上马时，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予以阻止，等到建成投产后，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置，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这已经不是环保部门考虑的问题了。严格按照规定将违规项目拆除么？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每一家企业都有背景，同时政府也要考虑企业主的承受能力。最后的结果是，省政府作出非常宽大的政策，规定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的违规上马企业，只要在规定期限补办手续就可以了；甚至于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也会给上一定的期限才予关停或拆除。

　　即便如此，这种规定常常也只成为一纸空文。记者翻阅相关文件时发现，当期限已到而这些企业没有如期关停之时，政府又会出台新的规定，要它们务必在接下来的某个月内淘汰。不只是环保局，对污染企业的处置，实际上连上级政府的指令都常常得不到贯彻——虽然在现实中，它在地方的效力常常超过有关环保的法律。

　　自上而下的风暴

　　在山西省环保局老干处处长胡早看来，此次山西治理污染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力度超过2003年的取缔土焦和改良焦

　　不过，山西省政府在今年显然加大了对污染的治理力度。吕梁市市长董洪运称今年的焦化整治工作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进行的。8月底9月初，在短短10天的时间内，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针对吕梁的环境污染问题做了两次专项批示。“大家想一下，这个分量有多大。”董洪运感受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

　　张宝顺的第一个批示写于8月25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刚好发表了张宝顺的长文《把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有机统一起来》。该文称，“资源型地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也表示，环保问题在困扰山西发展的三个软肋中，位居首位。他在年初召开的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承诺做到使“1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增加5%。”曾任深圳市市长的他，在山西省长任上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关闭了山西4000多个非法煤矿，时间在2005年9月。

　　2006年8月14日，于幼军签署山西省政府第189号令，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开始正式实施。今年，山西省政府还做了其他几件事：在全国首家通过“十一五”环保规划；在各县区安装环保监测仪器，以作为决策依据；蓝天碧水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拨款800万元对省内污染源进行摸底……山西的第一个危废处理厂和第一个固废处理厂，也在筹建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向，省委组织部正在酝酿针对县市主要领导的“环保”一票否决制。

　　刚刚履新半年的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也被认为是此次环保风暴的主要推手。他刚上任不久，就处分了在环境监测数据问题上造假的运城市环保局，并以此为契机，将山西省11个市的环保局长叫来诫勉谈话。

　　据了解，来自中央的压力，也在这次环保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山西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杜培仁说，原来一直称山西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于幼军省长早些时候，即在内部会议上称山西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把“之一”去掉了。今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的污染状况进行了检查。在与省领导会谈之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一说法开始公开化。此后，盛华仁在人大的一份环保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山西等省市的污染危害。

　　山西省环保局老干处处长胡早，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环境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在他看来，此次山西治理污染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力度超过2003年的取缔土焦和改良焦。他认为，如果让山西省各县市自行监管好污染企业，实际上办不到，地方利益错综复杂，地方领导如果自行决策严格执法，会遭遇企业的莫大反弹。像现在这样，由省里出面，地方领导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工作就好开展得多。

　　在省里的压力下，吕梁市政府已经拟出了专项整顿10条意见。在9月11日下午召开的整顿动员大会上，记者看到与会的很多企业界代表面带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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