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雪山草地

　　6月9日，我们团来到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烟稀少，气候变化无常。12日，我们开始上山，一路上虽然很艰苦，但由于在山下休息了3天，体力有所恢复，加上准备工作也比较充分，掉队的并不多。山顶上有许多石堆，听说藏民路过这里时，都要捡一块石头放在上面，祈求菩萨保佑。因为好奇，大家也跟着往上放石头，后来才知道，这叫“玛尼堆”，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传统做法。就这样，我们顺利地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了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夺取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红军又翻越了梦笔、长板两座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团里补充了兵员，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一个营，由副团长杨国夫带来，他即转任10团副团长，伍修权也调来接任团参谋长。

　　这时，最困难的还是缺粮，部队吃饭成了大问题。团首长决定要我改任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筹集粮食，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一天，我路过军团供给部，他们正在宰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是我的同乡，他见我来，便主动送给我几斤牛肉，真是难得啊！我舍不得自己吃，便带了回来，和大家一起煮汤分享。

　　如何筹粮，我没有经验。开始带着一些人到大山丛林转一圈，既见不到人，也找不到粮，一无所得。后来经人点拨，才晓得要到向阳的山坡、有水的地方去找，因为藏民多在那里生活，粮食也可能埋在此地。果然，有一次我们从地下挖出了少量的油、盐、牦牛肉干和粮食。但仅有这一点点，还不够部队吃的，不得不去割尚未成熟的青稞、包谷。有的把青稞放在火里烧，用手搓下籽粒，半生半熟地吃。有的把包谷放在水里煮，连籽带瓤一起吃。

　　然而，当藏民了解了红军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沿着黑水河右岸前进，看到左岸有位藏民，就请通司(翻译)向他喊话，讲明我们是红军，是反对官僚、军阀压迫穷人的队伍，现路过此地，因没有吃的了，请他帮助。他立即杀了一匹马，用河上的索道把马肉传送过来，我们也用索道将银元传送过去，但他坚决不要，又退了回来。大家很感动，多好的藏族兄弟啊！

　　7月上旬，我们继续北上，开始翻越打鼓山。途中，我们看到掉队的同志围着火堆取暖，但喊他们时并不答应，上去一碰就倒下了。由于缺氧，体力消耗太大，成批成批的同志牺牲在这里，沿途到处是战友们的遗体。宣传队想喊口号给大家鼓鼓劲儿，可一句也喊不出来，大家只得不说话，做深呼吸，手拉手，慢慢走。这时，千万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一休息，呼吸减少，身体缺氧，人就难活。仅几百米高的雪山，我们却整整爬了半天，到了山顶，又遇到冰雹，砸伤了不少人。接着，我们又翻越了拖罗岗雪山，来到毛儿盖。我的肺有毛病，路上曾吐过几次血，呼吸甚是艰难，凭着革命的毅力和战友们的帮助，终于翻过了这座座雪山。

　　8月中旬，上级通知我们筹备粮食，准备过草地。21日，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开始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灌木林，再往前走，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很美丽，开满了野花，尤以野韭菜花为多。但对长征北上的红军来说，草地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道路，没有人烟。特别是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漫天飞雪。地上一丛丛野草，地下一片片泥沼，到处散发着腐臭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丛上摇摇晃晃，稍不注意就陷进去不能自拔，越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不少人被淹没在沼泽中。后来有了经验，一旦脚踩进泥沼，身子赶快躺倒，然后打滚出来。从物理学讲是减小了“压强”。这就少死了许多人。

　　我身为管理主任，宿营时要负责分配住处，进了草地后，一片荒原，便无事可做了。部队既无住房，又无雨具，白天烈日暴晒，汗流浃背，入夜大雨滂沱，冷得发抖，无法入睡，还不时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同志们带着行军、作战的疲劳，背靠背坐着，任凭雨淋风吹，一直熬到天明，不少体弱者生病倒下了。在草地行军中，自带的干粮根本不够吃。开始时，抓把青稞添点肉干喝口冷水，还能勉强填饱肚子。后来，这些吃光了，只能靠野韭菜花充饥，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一点，后续部队连它也难找到。在烈日下行军，口渴难耐，有人就去喝沼泽中的积水，谁知水中有毒，饮后腹泻，又有一些战友因此长眠在草地上。后续部队无需向导，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尸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到达宿营地。我们的队伍就这样前仆后继，接连走了六七天，8月底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是我长征中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令人难以忘怀。

　　9月17日晨，红军攻占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部队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9月22日，党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共7000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我们10团改为第2纵队10大队，大队长黄珍、政委杨勇，参谋长伍修权，我又改任团通信主任。部队整编后继续北上，在武山县鸳鸯镇渡过渭河。

　　10月5日，来到了六盘山下。它位于陕甘宁交界处，海拔将近3000米，山路曲折，盘旋六重，方达山顶，故此得名。毛主席所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词中写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我们远眺浅蓝色的天空，秋高气爽，胜利在望。突然间，好像遍地都是绵羊，用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骑兵部队又追了上来。我们沿山前进，边打边走，使敌骑兵发挥不了其特长。就这样，我们高举着红旗通过了六盘山。后来，彭雪枫同志告诉我，彭德怀司令员一直在山口等候着，亲眼看到部队都过来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并说：如果剩下的这点革命种子再受损失，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又要推迟几年啊！

　　“奠基礼”

　　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值此，我们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看到陕甘苏区的标语，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大家的心情非常高兴。这时，我调2纵队司令部任通信主任，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不久，敌骑兵3个团一直追到吴起镇来，陕甘支队集中兵力，先打迂回吴起镇西北的敌骑兵团，然后再打另外两个团。这一仗，我们将敌全部击溃，俘虏甚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团长、10大队大队长黄珍在战斗中牺牲了。

　　尔后，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11月3日，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红15军团。新的红1军团由原红1、红3军团部队合编而成，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我们2纵队改为第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副师长黄永胜，参谋长陈土榘，政治部主任舒同，我被任命为师通信主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会师后，进一步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急忙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围歼我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军委遂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有名的直罗镇战役。

　　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分3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21日拂晓，红1、15两军团向进至直罗镇之敌发起攻击，我们4师奉命攻击直罗镇北山之敌。战斗打响后，我赶往10团去解决通信联络问题，刚爬上一个山头，就碰上毛主席。从1930年当红军后，我曾三次见到过毛主席：一次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一次是第三次反围剿千里回师的壬田镇上；一次是到瑞金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这是第四次，他正生着病，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战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就在这时，10团2连从该处经过，毛主席要其留下，连长不认识毛主席，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不能停止前进。见此情景，我急忙告诉2连连长：“这是毛主席！命令你们留下，你们就留下。”正巧，2连指导员也上来了，他也认识毛主席，马上敬礼报告。这样，该连就留在了毛主席身边。我嘱咐连长、指导员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并将情况报告了10团杨勇政委。后来，战斗激烈时，毛主席命令2连出击，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不少敌人。

　　直罗镇战役，我军歼敌1个师零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并开展新的局面，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到1935年11月，我在红军的行列中，一边打仗一边行军，有一段还被战友们抬着，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多少战友倒在了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上，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历尽艰辛，势不可挡，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从江西来到陕北，进入了陕甘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这样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它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过长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长征精神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充分显示出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不息。

　　文载《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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