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8月28日到9月3日，台湾富士康集团诉《第一财经日报》的“名誉侵权案”，经历了从索赔3000万元到1元，到双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诉的令人瞠目的戏剧性过程。

　　事件虽已偃旗息鼓，但它却暗示了全球正在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包括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

　　但从富士康事件的发展来看，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护组织的缺失或不作为，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2006年9月3日18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一财”)网站上。

　　双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销了对“一财”的诉讼。在“一财”与富士康沸沸扬扬地对抗了110小时后，这场官司就这样，戏剧性地握手言和。

　　3000万元索赔：惹怒全国媒体

　　2006年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题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0万元》的报道出现在当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报道中称，“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鸿海”)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鸿富锦”)，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翁宝、王佑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天的报道中附有一篇声明，表示“本报将坚决支持王佑、翁宝二人，全力应对与鸿富锦公司的诉讼”，对鸿富锦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最后，指出“鸿富锦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势必引发新闻界的公愤。”

　　果然，一场新闻界的“公愤”就此爆发。

　　8月29日，舆论批评高潮迅猛而来。

　　《中国青年报》刊文《起诉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出“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南方都市报》引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言论，指责富士康起诉记者的做法“是一种震慑、淫威”。

　　紧接着，《南方都市报》刊文《资本有恃无恐，媒体有心无力》，《上海证券报》发表《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舆论监督遭遇挑战》，《河北青年报》问《富士康告记者的牛气从哪里来》，《广州日报》则请了专家分析“富士康天价赔偿案如何了结”。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老总也纷纷“披挂上阵”。《财经时报》总编钮文新质问，“企业黑箱操作谁管？”《环球企业家》执行总编杨福呼吁，“企业应重视社会责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愤慨，“富士康在挑战公众知情权”。《IT经理世界》副总编张鹏更是疾呼，“反对霸权主义！”

　　同时，声援“一财”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甚至国际记者组织也“请求苹果施压富士康撤回对记者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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