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执笔/黄峥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

　　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我。周恩来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