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上“欺骗全世界”的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到今年被迫交出5枚奥运奖牌、正在坐牢服刑的美国“女飞人”琼斯——近20年里，为了追名逐利，不断有运动员铤而走险。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经预测本届奥运会将会查出30例兴奋剂阳性，但截至今天，本届奥运会仅查出6例阳性，其中涉及获奖牌运动员只有1人。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说，这是北京奥运会的胜利，是国际奥委会的胜利，也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胜利。

　　北京奥运会“零容忍”政策奏效

　　“现在，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被曝光的几率大大增加，本届奥运会蒙混过关的概率也是历届奥运会中最低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法赫伊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后说，“我相信在北京奥运会上，任何以身试法的违禁者都没能逃脱处罚。”

　　但6例阳性的结果始终让人有所怀疑——是运动员们真的没有服用禁药，还是服用了禁药没有被检查出来？

　　“我想，这个数字说明了大家意识到服用禁药的严重后果。”赵健说，“北京奥运会前反兴奋剂的宣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单项体育组织都和各国奥委会签了协议，不允许有兴奋剂事件发生。另外，各代表团在来北京参加奥运会之前，都自己查了一遍。根据我们的统计，有39名本来要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因为兴奋剂问题没有来。”

　　“罗格当时确实预测有30例发生，但他还有一句话，说如果少于这个数字，他会非常高兴。”赵健说，“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预测，忽略了他实际上是不希望出现兴奋剂事件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铤而走险的人确实少了。”赵健说，“这是好事，不是说一到奥运会我们才反兴奋剂，而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运动员知道服用禁药的危害。”

　　除了开赛之前的宣传，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违规行为的处罚也变得更加严厉，“零容忍”政策就是从北京奥运会上开始实行的。

　　“我们保证，运动员送来检测的血样和尿样将被保存至少8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检测人员将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即使有的运动员这次能蒙混过关，日后也逃脱不了制裁，除了会被收回奖牌，还将接受更重的法律惩处。”法赫伊说。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收获巨大

　　据介绍，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是历届奥运会中最严的一次，原定4500例的检查由于世界纪录的频频改写而增加到5000例，其中血检上千次——对运动员来说，打破世界纪录是梦寐以求的；对观众来说，打破世界纪录是赏心悦目的；但对反兴奋剂工作者来说，这却意味着成倍的工作量和不能出现半点偏差的检测。

　　“我们在每个比赛场馆都设有检查站，每个检查站平均每天的工作都要超过15个小时。”赵健说，“反兴奋剂中心更是24小时运转，工作人员按照12小时轮休，但人歇机器不歇。”

　　一次如此高强度的大赛反兴奋剂工作的锻炼，也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得到的一笔巨大财富。

　　“这是世界上最集中、最高效的一次检测，没有比奥运会更大的挑战了。”赵健说，“我们的收获太多了。”

　　首先是工作人员的人数增多，业务更加熟练。此前划归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分管的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检查人员的队伍还不到300人，其中还有不少兼职工作人员。而现在独立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参与奥运会兴奋剂检查工作的人数在1000人以上，这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性。

　　“这次奥运会，我是志愿者，任务是带运动员到药检的办公室。”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位志愿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毕业后能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每个人都不想看到服药的人出现在比赛中。”

　　“另外，我们的检测手段也通过这次奥运会有了一个飞跃。”赵健说，“比如我们现在可以检测生长激素(hGH)了，这项技术我们不是第一个掌握的，但却是最先应用的。”

　　对生长激素的检测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但迄今为止没有查出过一例阳性——它在人体血液内循环的代谢时间很短，用药者只要在检测前及时停用，就可以逃过药检。

　　但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就已经通过最新的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对生长激素进行辨别。

　　残奥会和全运会将是难点

　　“其实，反兴奋剂工作，并不是单纯以大型运动会来划分的，比如说开奥运会我就工作，奥运会完了我就没事了，完全不是这样。任何反兴奋剂工作都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赵健说，“事实上，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工作还有一些没做完的，要在一周之内全部做完。另外，国际奥委会对我们的整体评估也没有出来，这都是闭幕式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来说，奥运会的收尾工作，要和残奥会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同时进行。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奥运会上，但残奥会的工作也不能放松。”赵健说，“悉尼和雅典的残奥会都有残疾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例子，但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所以检查起来不会轻松。”

　　和奥运会相比，残奥会的规模要小得多。据专家介绍，残奥会的兴奋剂检查数量能有1000例就相当惊人了，但与健全人运动员相比，残疾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和隐蔽性更大。

　　“重灾区的出现点基本上和奥运会一样，像田径、举重、游泳这些项目。”一名反兴奋剂工作人员介绍说，“既要尊重绝大部分守法的残疾人运动员，又要严厉打击服用禁药的。”

　　由于残奥会时的工作强度有所降低，因此，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将逐渐开始转向日常的工作，比如，培养更专业的反兴奋剂人才和宣传反兴奋剂知识等。

　　“今年工作的难点就是这两大运动会，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赵健说，“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明年的全运会了，希望明年的全运会是干净的。”

　　但和奥运会相比，全运会无疑更容易出现兴奋剂事件。赵健说，上届全运会一共做了1700例样品检测，而明年的全运会至少要超过2500例。（记者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