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目睹国际篮球巨星科比、詹姆斯、姚明等人的表演，但曾洪涛只能在纸上写着代号，记上他们犯规的次数等技术指标，却无法欣赏比赛。

　　作为北京奥运会篮球项目比赛国内技术官员(NTO)，比赛期间，曾洪涛担任记录员，负责记录场上队员得分犯规情况，并登记暂停和替换。身为篮球国家级裁判，曾洪涛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所学专业水利水电工程研究工作，与体育相去甚远。他也是篮球比赛48名NTO中，唯一一名非体育专业博士。

　　平时看球赛会犯“职业病”

　　与志愿者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技术官员工作时须穿组委会同一配发的蓝色西装。

　　曾洪涛说，到达场地后，他和同事要先更衣，然后调试相关设备。比赛开始后，就得盯着场上。

　　虽坐在场边正中位置较好，但曾洪涛不可能欣赏比赛。场上局势变化快，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工作失误。为减少失误，曾洪涛准备了一张白纸，先打草稿，然后再在记录表上落笔。

　　常有临场裁判将犯规队员号码报错。“有一场比赛，裁判将9号打成4号，而此时4号并不在场上。”曾洪涛立刻与身旁的国际篮联技术代表商议，并通过耳麦与记录台其他官员联络，确认无误后才登记在案。

　　“应国际篮联要求，记录员一般是同一小组中英语最好的，以方便和技术代表交流。”曾洪涛说，离开岗位后，仍会处在比赛时高度紧张的状态，脑子中还会出现比赛片段，而且看比赛时会犯“职业病”。

　　曾洪涛告诉记者，有一位负责技术统计查报工作的官员，结束工作坐在场边观看比赛时，仍在场边大喊：某某队员抢断一次。

　　时间紧一天只吃两顿饭

　　上午如果有比赛，曾洪涛6点半就得起床。按规定，技术官员须在比赛前1个半小时到场工作，两个场次的技术官员互为“替补”，须同时从驻地出发。

　　最晚一场比赛安排在22时15分开球，待比赛结束，回到驻地已是次日凌晨。“得赶紧休息，第二天可能还有上午场任务。”曾洪涛说。

　　国内技术官员由组委会聘用，赛事组织方将费用一次性发放给个人。比赛期间，组委会不向国内技术官员供餐，曾洪涛和同事只能在篮球场找馆子用餐。

　　“大多时候不吃了。”曾洪涛说，若下午或晚上接着比赛，时间紧张，他们就到休息室中吃一些水果充饥，比赛完成后再吃。开赛以来，曾洪涛一般一天只吃两顿饭。

　　奥组委“钦点”的技术官员

　　多名业内人士证实，在全国选拔国内技术官员时，北京奥组委篮球竞赛团队，“钦点”了曾洪涛。

　　曾洪涛否认自己入选是“贵人相助”。他认为，一切都归功于过去10余年的努力，“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小时候体弱多病，上大学后，所学专业与篮球无关，但出于对篮球裁判的爱好，曾洪涛钻研篮球规则，并且上场当裁判，专业学习也没有耽误。1999年曾洪涛获得一级裁判资格。又经3次努力，2005年，曾洪涛获得篮球国家级裁判资格，“中间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除规则理论和临场经验外，业余时间，曾洪涛时常琢磨篮球裁判英语。他还在中国篮球裁判官网担任裁判英语版主。他所参加的晋升国家级裁判考试中，英语成绩均为满分，后来参加2006年国际篮联比赛规则和规则解释的翻译工作。

　　2006年入选篮球国内技术官员后，曾洪涛参加了开赛前的所有7次培训。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全部都参加了，”曾洪涛说，入选后仍不能肯定参加奥运会裁判工作，还要经过记录台工作、技术统计、残奥篮球知识和临场工作等科目考核，方能上岗。

　　“许多试题全是英文，”曾洪涛翻开发下来的自己的试卷，许多张试卷上得分一栏都写着“100”(满分)。

　　武汉大学开课“过道上都是人”

　　2006年，获博士学位后，曾洪涛来到武汉大学工作。时逢校方征集全校通识课程选题，曾洪涛想到“现代奥林匹克文化”，并向教务部门申报，校方很快批准该课程，并给予1万元经费支持。

　　课程开设后，学生反应好，“过道上都坐满学生”。曾洪涛说，每学期都有500多学生选修这门课程。

　　“很多大学生缺乏责任感和吃苦精神，”曾洪涛说，学生个人素质可能不错，但没有形成这些品质。而奥林匹克精神最能体现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有些老师认为我不务正业。”曾洪涛说，起初很多老师都觉得奇怪，一个工科教师怎么能开设这样的课程。但后来学生的好评，让他们的态度转变，这门课程成为武汉大学每学期的保留“剧目”。

　　9月份开学后，曾洪涛将继续走上讲台，开讲现代奥林匹克文化，“多了一次奥运会裁判经历，相信课能讲得更好”。(段修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