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单双号限行期间，不少北京的“拼车族”正在尝试着这种新的出行方式；但在很多国家，拼车被称为“car pool”或者“H.O.V.”—— 满载乘客的car pool可以在专门车道上快速行驶，只有驾驶员一人的车则可能会被堵得很死

　　★ 本刊记者/杨时 文/陈园园

　　路娜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工作地点在海淀区上地的软件园。从家到公司一共26.7公里，在号称“首堵”的北京，可能需要1小时的车程。

　　得知单双号限行消息的那天，路娜在自己公司的内部邮件组里发了一条信息，寻求相同路线的拼车者。“我们都是做软件的，公司内部的邮件文化很深。”这个女孩说。

　　很快，许多同事把自家大致方位以及平时的行车路线发到邮件组中。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一位被大家称为“姚工(程师)”的人，家住六里桥，上班基本与路娜同路。两人约定，奥运期间用各自的车轮流“值班”。

　　拼车从2008年7月20日开始。如果轮到姚工开车，姚工会先到家，路娜也会同时下车，然后花10元钱自己打车回家。“别人拼车可能都是送到家，但我怕给对方添麻烦。”路娜说，“我们公司人很多，各个部门以前都不怎么来往。现在因为拼车，有很多同事需要跨部门，跨team拼车，大家借这个机会熟悉起来了。”

　　路娜上班，可以乘坐地铁13号线到上地站下车，但其中需要换乘多次——之前还要坐公交，路娜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很多公共汽车没空调，上下班时地铁上人也太多。”她解释到，“我从1999年起开车的，这可以保证有私人空间。”

　　“如果两个人离得确实很近，性格又相投，可以偶尔拼一拼，感受不一样的状态。平时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开车。”路娜说。按照她的标准，路娜与姚工已经算是相对完美的“拼客”，但有时仍会发生一些小小的麻烦。

　　一个周四，是路娜开车。下班后，她临时有事要去双安商场一带。走得匆忙，忘了拼车的事情。一个多小时后，路娜接到姚工的电话，才想起自己把这位同事忘在公司了。“我们两个平时都经常加班，晚一点都没觉得什么，结果就成这样了。”路娜说。

　　路娜很抱歉，问对方怎么办。对方说，“那你把我送到有公交车的地方吧。”路娜就把同事送到苏州桥的一个公交车站。因为姚工以前经常在那个车站乘坐公交，路娜觉得万无一失便又去办事。第二天上班，姚工告诉路娜：“昨天我在那个车站等了50分钟，也没有车来。我查114才知道，那趟公交车已经改变线路。”

　　路娜所遇到的麻烦，并不只出现在她一个人身上。家住在朝阳路东八里庄附近的王邈，每天开车到大山子一带上班。通过MSN上朋友的互相介绍和在同城网站上发布消息，他找到另外一个路线大致相同的朋友。但是，轮到那个人开车，他经常绕路到三环去接另外一个人，“三元桥那边有时早上很堵，而且这和我们拼车以前说好的也不一样，这带来了些麻烦。”王邈抱怨说。

　　有过几次抱怨，对方渐渐找各种借口推卸用车。“现在我还得再找别人。实在不行，我就一天开车，一天打车。”王邈说。他最近经常在同城网站上看到有拼车的朋友有类似的抱怨。不断还有人发帖子，提醒与陌生人一起拼车的“拼车族”注意人身安全。这一切都使得王邈有些担心。

　　“拼车”最早出现在城市人的生活里，是从“拼客”一词的流行开始的。年轻人把“拼车”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分享生活结交朋友的新途径。与有充分时间选择、只在假日结伴拼车出行的拼车方式不同，针对单双号限行的拼车更是一种权宜之举。

　　交通专家段里仁说，现在的“拼车”在概念上其实有点混淆。在国外，不叫“拼车”，而叫做“car pool”或者“H.O.V.”，意思是高容量车，三人以上乘坐同一辆车。

　　这种方式体现了民众意识、政府政策、政府管理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在民众意识上，这样做既节约油又方便、环保；在政策和管理上，给予这样的车以路权——在国外，H.O.V.和car pool有专门车道，经常会有人站在路边拦车，而司机也很乐意带他们，因为人多了可以走专用车道，速度可以更快。

　　“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交通高峰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满载乘客的车在car pool车道上快速行驶；另一边，只有驾驶员一人的车道上则堵得很死。国外那么发展，实际上是民间自发行为加上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鼓励。”段里仁说。

　　在中国，拼车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应对行为。“公众有这样的积极意识，可是我们的政策和管理都跟不上。要给拼车的人路权，我们还差得远。”段里仁说。

　　对于王邈这样的“拼车族”来说，他所担心的人身安全问题，段里仁也有所注意。“这是个民事问题，不应该与交通问题混为一谈。而且，不能因为极个别缺陷就一棒子把它全部打死。”

　　无论“拼车”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对于当下的私车族来说，都是应对奥运会期间特殊管理的临时对策。9月20日单双号限行管制结束后，人们仍然还会恢复到以往的出行方式。不过两个月的短期转变，可能会为人们留下一些观念上的遗产，就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所说，“希望能给每个人构成一种冲击，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让大家意识到我们不顾一切冲进去的所谓‘文明’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