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仅有半个月之际，美国奥运游泳选手杰西卡·哈代(Jessica Hardy)的律师日前证实，这名选手的药检结果呈阳性。这件事情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奥运比赛中违禁药品问题的担忧。

　　或许因此，在7月22日举行的2008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来自各国的反兴奋剂专家还没开始演讲就被记者问个不停。

　　在世界反兴奋机构(WADA)医药总监阿兰·卡尼尔(Alain Garnier)眼中，这不亚于一场战争。不仅如此，战场已经从毒理学转到了生物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虽然根据WADA提供的资料，早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运动员们就通过饮食来提高成绩，这其中的“兴奋剂”大多是可可叶和草药等。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一名来自丹麦的自行车选手在比赛中突然死亡，尸检报告证明他是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

　　这个丑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药物检测措施的出台。当时大约有20多种药物被禁止服用，瑞典人汉斯·利延瓦尔(Hans-GunnarLiljenwall)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未通过药物检测的运动员。

　　接下来还有赛马。

　　洛雷·卡里波(Royal Kaliber)是匹12岁的种马，它与主人克里斯·卡普勒(Chris Kappler)在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团体马术比赛的第二名。与此同时，这对搭档还夺得了个人马术比赛的铜牌。由于在比赛中腿部严重受伤，卡里波以安乐死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上述两项比赛中胜出的马匹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在比赛结束一年半之后，卡里波和主人共同收获了迟到的金牌和银牌。

　　这一次令人抱憾终生的是一种镇定剂。由于早期运动员为提高成绩而使用的药物大多属于有兴奋作用的药物，所以尽管后来具有抑制性的药物也被列入禁用范畴，国际上对于禁用药物仍习惯沿用“兴奋剂”的称谓。

　　根据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定义，“使用兴奋剂”除了各种禁用物质，还包括禁用方法，关键在于“以人为的不正当手段提高竞赛中的运动成绩”。

　　在WADA2007年年底公布的禁药名单上，共有兴奋剂、麻醉剂和合成代谢剂等200多种禁止服用物质，以及提高人体载氧系统等3大类禁用方法。目前，全世界共有34个实验室通过WADA的考核具有检测资格，中国是最早通过的其中之一。

　　这其中，尿样检验是主要的检测手段。原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张长久解释，这是由于人体服用或注射药物后，这些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一定的时间内或多或少会出现在尿液中。

　　目前，一名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查需要75ML尿液，平均费用为150美元。按照国际惯例，同一批尿样分别装在A和B两个瓶子中密封。前者用于实验室检测，后者一般在前者显示阳性后开封复查。

　　如此攻势之下，自然有人落马。其中包括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如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等。在这次会议上，曾任英国体育机构反兴奋剂和伦理部门主管的米歇尔·沃洛肯(Michelle V erroken)透露，自从1993年以来，全球反兴奋剂实验室查出的阳性比例一直在2%左右浮动。这也就是说，共有2%的运动员被发现使用了兴奋剂。

　　不过，究竟有多少运动员使用了兴奋剂，仍然是个谜。巴塞罗那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乔迪·席古拉(Jordi Segura)坚信存在漏网之鱼。他透露，数字有可能是5%，也有可能达到10%。

　　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张长久的记忆中，自己20多年前接触反兴奋剂工作的时候，名单上的药物只有70多种。而现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人类生长激素(HGH)、人类成长荷尔蒙等眼花缭乱的名词不断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可以想象这场反兴奋剂战争的激烈程度。这其中既包括兴奋剂的研发和检测技术的明争，也包括运动员和检测人员的暗斗。

　　双方的博弈过程有时好比一部侦探电影。据《科学》杂志报道，2003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奥运药检实验室主任唐·凯特林(DonCatlin)收到一只有残余物的注射器。提供者是一名田径教练。对方告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注射器中的液体是一种专门设计出来的，现有手段无法检测的兴奋剂。

　　3周后，凯特林和同事确定出这种残余物的身份：是一种对已知的两种类固醇(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的gestrinone和兽医上用的trenbolone)进行改造后的新化学物质，即tetrahydrogestrinone(THG)。

　　随后检测THG的方法也被开发出来，并在英国选手钱伯斯涉嫌服用兴奋剂一案中派上用场。据这位短跑名将表示，自己是在毫不知情之下误服了一家营养中心提供的补充剂。但最终他仍然被判禁赛两年。

　　但凯特林却并没有以功臣自居。如果没有内部人士的告密，THG何时现身还是个未知数。凯特林还惊讶地发现：“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为运动员研制兴奋剂。”

　　英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顾问维维安·詹姆斯(Vivian James)也承认：“有经验的化学家或许只要花上一两周就可以对某种药物的化学结构进行改造，从而使其难以被检测出来。”

　　乔迪·席古拉则更担忧基因兴奋剂的发展。早在1996年，英国科学家就克隆出生长因子IGF-I的一种异构体MGF。这种生长因子可以增加肌肉的数量和增强肌肉的力量。例如，研究人员将MGF基因注入老鼠体内，数周后发现老鼠的肌肉数量增加了25%。

　　张长久表示，目前只是知道基因兴奋剂的概念，但还没有听说投入使用。“改变了人的基因，这是种极不道德的行为。”他说。

　　但如果真的有人铤而走险，现有技术也无能为力。以IGF-I一类的基因为例，它在血液和尿液中都检测不出来的。曾经有人开玩笑说：“难道进行肌肉组织切片检测？可是，兴奋剂检测者难道可以要求运动员在大赛之前贡献出一点肌肉吗？”

　　另一方面，运动员也绞尽脑汁在取样上大做文章。诸如将干净尿通过尿管注射到膀胱里，在取样时可以轻松排出干净的尿样。还有一种是预先将干净尿样装在封闭的软质容器里，下面连接导管，检查时故作排尿动作，从而达到偷梁换柱的目的。

　　“一旦被发现，他们的借口各种各样。”米歇尔·沃洛肯讽刺道，“什么要和老婆做爱之类的理由都搬了出来。”她拥有20年的反兴奋剂经历。

　　难以预知的未来

　　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这场兴奋剂战争至今没有结果。据说有这样一种说法：“查得出叫兴奋剂，查不出叫高科技。”

　　弗兰西斯科·伯特(Francesco Botrè）是意大利罗马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曾任世界反兴奋剂科学家协会前主席。他承认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别人如果找到使用兴奋剂的新办法，肯定不会声张；我们这些反兴奋剂的科学家，则会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

　　张长久则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服用者可能占一段时间的便宜，一旦开发了检测手段，这种便宜便占不了了”。

　　曾经大行其道的EPO或许可以证明这一观点。这种肽类激素可以大幅度提高运动员的携氧能力，尤其对耐力类项目如长跑和赛艇等效果显著。由于EPO与人体自然生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几乎没有区别，而且注射后会较快地从人体中消失，一度给检测增添了难度。直到悉尼奥运会，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才得以成功。而在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上，仅仅通过尿检便可纠出这个隐形大盗。

　　“我们的技术水平发展了很多。”张长久打了个比方说，“如果说过去的水平是能够检测出一个游泳池中的一勺糖的话，那么现在能够做到5个游泳池中查到那一勺糖。”

　　更何况，使用兴奋剂将会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许多直接的危害：长期使用合成类固醇类药物会使人暴躁易怒、身体虚弱；长期使用生长激素会导致人体肢体和器官的变态生长；使用EPO会使运动员由于心脏痉挛而死亡。1980年，有10多名荷兰和比利时自行车选手的心脏猝死就被怀疑与服用EPO有关。

　　但是，各种利益仍然促使体育界人士以身试法，也进一步促使反兴奋剂的力度加大。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使用兴奋剂并被处以6个月及6个月以上禁赛处罚的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A瓶尿样检测呈阳性就立即自动禁赛。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目的就是要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干净的一届。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杜利军最近向媒体公布，反兴奋剂中心将在北京奥运会进行4500例兴奋剂检测，数量大大超过雅典奥运会的3500例。除了普通尿检之外，此次兴奋剂检测还包括800例的EPO检测和约900例的HGH检测。

　　在此次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无数个问题抛向即将参与北京奥运反兴奋剂活动的弗兰西斯科·伯特：“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会查出多少起兴奋剂？”“会不会有运动员使用新的兴奋剂？”“这次奥运会能否成为基因兴奋剂的预演舞台？”

　　“所有这些问题，要到一个多月以后才能知道答案。”他谨慎地回答。（记者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