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间——书写传奇。1981年世界杯给了中国女排这样的机会。
“传奇”背后,是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但这背后,更是一个民族在自信心逼近低谷时的强烈反弹。女排精神成为振奋“文革”后中国人民的强心针,成为激励12亿人的精神源泉。于是,体育比赛的胜者成为了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 见习记者/ 陈园园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文革”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场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热的逐渐升级。
凡人为何瞬间成“神”
邓颖超发表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鲁光说。也因为中国女排在“三大球”中独树一帜,让这个传奇顺理成章。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 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然后,李先念发表讲话,“勉励青年向女排学习,走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头”。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需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说,当时他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和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郎平: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每逢女排的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全都守在电视机前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完全被神化的一群人
每逢中国队比赛中遭遇逆境,观众们都盼着中国队叫暂停,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这也是之后任何运动员再也没享受过的荣耀。
到了后期,女排以及教练袁伟民已完全被舆论神化。
袁伟民的执教之道,多年来,一直被排球界称道。“如今看来,当时的宣传的确有些过了。”黄志文说。
女排比赛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比分落后,袁伟民叫暂停或换人,一下子反败为胜。
当年不明就里的观众会把这样的临场指挥,看作袁伟民的神奇招数。只要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长舒一口气,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国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预赛中中国队输给美国队。由于美国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决赛之初势不可挡。当第一局打到14:14的关键时刻,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对方二传进攻得分,拿下——这奠定了全场最终胜局。国人大悦,只道是袁伟民最后时刻拿出的“秘密武器”。这两球被奉为经典,侯玉珠也因此“两球成名”。
多年之后,曲北林曾和袁伟民探讨起当年的那场比赛。“其实当时就是没办法了,想换侯玉珠上去试试。”袁伟民说。
而侯玉珠则坦言,自己发球的时候,紧张得连球网在哪里都看不见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美国队一看换人发球,以为有什么奥妙,自己先乱了阵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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