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万佳欢

　　1973年11月16日，在伊朗、日本等国努力下，亚运会理事会恢复了与亚运会联合会断绝20多年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进入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奠定了基础。

　　首次亮相

　　“文革期间，能参加亚运会，就是我们政治上的突破”

　　1974年9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走进德黑兰亚运会开幕式会场时，得到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走在队伍中间的男子游泳队队员林森林心情却很复杂。

　　一周前，抵达德黑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林森林被告知，游泳队不能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虽然恢复了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地位，但还没有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按照规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非会员不能与会员国进行比赛，否则会员国就会受到处罚。

　　北京动用一切力量与国际泳联进行协商。代表团团长赵正洪拿捏形势后，公开表示：“为了尊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游泳界，特别是为了尊重东道国伊朗，我们决定游泳队暂不参加这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

　　这份声明既给国际泳联增添了一些压力，也争取到了很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纷纷出面协调。最终，在比赛临近开始前，林森林接到了领队穆祥豪“又可以参赛”的通知。

　　“在文革期间，能参加亚运会，本身就是我们政治上的一个突破。”“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亚运会上，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斗争延伸到体育赛场上。科威特、伊拉克等国的运动员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场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感谢阿拉伯国家对其重返亚运会的支持，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阿拉伯世界。跳高选手吴浮山在领奖台上拒绝与金牌获得者、以色列选手乌·阿勃拉英雄兹握手；而许默林、张荣华则拒绝在网球混双决赛中与以色列运动员比赛。

　　霍英东的“推手”

　　中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其“穿针引线”的带头者

　　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

　　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国际上认识的人不多，钱也不多，因此在国外很多都要靠霍英东先生照顾。”“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魏纪中等国家体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到国外与国际体育界领导进行协商时，霍英东经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还派别人随行，并宴请那些官员。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帮助下，他让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霍英东回忆道，“结果是28票对7票，刚刚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奥运模式”成突破

　　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奥委会

　　这同时，国家体委的六七个工作人员也充分利用时机，努力对国际体育组织的委员展开外交攻势。这批人包括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宋中，后来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楼大鹏、亚洲田联副主席屠铭德和魏纪中等。

　　最忙的时候，宋中一年之中走访了38个国家。

　　他们有一定的分工。魏纪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道，“一般走两条路线，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隐蔽的。其中屠铭德和何振梁是一个类型，走‘上层’路线，比如谈判。”而魏纪中则比较侧重“基层工作”，也就是“政治谈判下面的铺垫工作”。

　　一开始四处碰壁。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艾克赛特勋爵甚至一见面就对魏纪中说，“只谈体育，不要与我讲政治。”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实际上有点冒险——国际奥委会方面还没允许这个模式，我们就先提了，这也是一个突破。”魏纪中说。

　　接着，魏纪中和霍震霆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进入走向辉煌的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