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届奥运会都有过在逆境中艰难前行的经历，一次次危机面前，奥运会总能逆境而生

　　★ 见习记者/陈园园

　　自5月份火炬进入境内传递以来，所到之处，当地群众的热情都似逼近沸点的水。5月16日在南昌的传递也不例外。四处招展的红色海洋中，“点燃激情，传递梦想”的旗子，换成了“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办好奥运、支持灾区”的号召。人群中，抱着募捐箱的志愿者，繁忙地四处穿梭。

　　此时，距离汶川大地震已逾100小时。为使奥运火炬在南昌市传递活动“规模适度”，原定一天的火炬行程缩减到了半天。地震之后，圣火所到的龙岩、瑞金、井冈山等各站都不约而同地缩减了规模；并在起跑仪式上，为灾区死难同胞默哀1分钟。

　　2008年，每个中国人都品尝着悲喜交加的滋味。

　　其实，每届奥运会几乎都有过在逆境中艰难前行的经历。经常被作为成功标本，与中国相类比的汉城奥运会也不例外。

　　1988汉城：危险情绪下“最安全”的奥运

　　21年前，韩国也正处于类似的情绪之中。

　　1987年11月29日，下午14点5分，从巴格达起飞、飞往曼谷的大韩航空公司KAL858次航班在仰光上空爆炸，机上的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就在14点1分，这架满载顾客的飞机，还向仰光航空管制中心发出过“时间和位置正常”的信息。仅仅4分钟后，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最初，警方把此事件定性为意外。但空难发生80小时后，两名朝鲜嫌疑人在巴林机场被捕，证明了这是一起恐怖事件。他们交代在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目的是想阻止汉城奥运会举行。

　　从申办开始，汉城奥运会就举步维艰。当时，韩国经济刚刚复苏，政治动荡、军事独裁，许多人不相信：如此逆境下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申办并承办奥运会？

　　朴正熙做总统期间，对“申奥”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不料一个月后，朴正熙在一次宴会上遇刺身亡，政府内部对是否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出现了反复。最终，迎着国内反奥运的学潮，背负着西方世界怀疑的眼光，汉城定下了与奥运会的约定。

　　经历了航班爆炸事件之后，好容易动员起来的全民热情，再次淹没在质疑和猜测之中。一直反对韩国举办奥运会的学生们重新开始鼓噪。西方媒体不断质疑韩国的承办能力，要求将奥运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举办。而此时，离汉城奥运会仅有8个月时间。

　　组委会立刻邀请了1974年慕尼黑奥运会上负责安全工作的慕尼黑市警察局前局长苏弗莱，对安保人员进行培训，颁布了《维护奥运会和平法》。为避免航班恐怖惨案再次发生，警方对参赛国家中的92架飞机采取了特别保护措施，昼夜巡逻警戒。当时的安全统治本部部长卢完植后来回忆说，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他始终处于如履薄冰的焦躁和不安之中。

　　当时汉城奥运会的目标是用“最小的控制，带来最大限度的自由”。为了显示和谐的安全氛围，组委会把军人和警察安排在幕后，而将义务人员安置在窗口，使安全工作显示出柔和的气氛。为了严格控制出入境，安全部门还将世界危险分子的资料输入安全管理电脑终端机上，人数竟高达1.6万，可见，奥运会安全任务之重。

　　不过，汉城组委会在安全上的积极举措，迎来了一届被称为“最安全”的奥运会——尽管开幕之前是非不断，但奥运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安全问题。

　　这届筹办时是非不断的奥运会，20年之后却被国际奥委会视为“成功奥运会”的样本，也成为韩国现代文明的“拐点”。

　　破坏与和解

　　8年后，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前两天，一起类似的飞机爆炸案，又一次使东道主处于质疑的漩涡之中。1996年7月17日晚8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一架从纽约飞往巴黎的波音747客机，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约半小时，便在长岛上空突然发生了爆炸。这是美国航空史上的第二大空难，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30人全部罹难。整个美国陷入恐慌。

　　危机在开幕后第8天达到高潮。为了庆祝奥林匹克百年，组委会特地设立了“奥林匹克百年公园”。1996年7月27日，公园正在举行通宵达旦的露天音乐会时，公园中一个垃圾桶突然爆炸，一名观众被炸死，100多人受伤。“爆炸案”立刻通过各国记者的镜头，传到了全世界。

　　为了庆祝奥林匹克的百年华诞，亚特兰大组委会投入了巨资。仅安保工作的投入就达到了2.27亿美元，并动用了3万名的安保人员。但亚特兰大的安全事件使精心准备的盛宴，黯然失色。

　　从1972年“慕尼黑惨案”以来，“安全”成了奥运会面临的最大难题。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一场大火更是将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推到了最窘迫的境地。

　　开幕式前夕，位于奥林匹克城的两座五星级饭店接连失火。而这两座四十多层的饭店正是专门为奥运会而建的。更可怕的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就下榻在失火的宾馆里。所幸，无人员伤亡。组织者惊得一身冷汗，恐怖主义又一次与奥运会如此接近。

　　政治威胁、财政赤字，奥运会的难题五花八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也没能幸免，这一次是“种族主义”问题。

　　1991年10月，悉尼申奥之初，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就站出来公开反对，要求国际奥委会拒绝悉尼的申请。在悉尼申奥成功之后，许多土著激进分子反应强烈,不仅号召其他国家抵制奥运会，并声明在奥运会期间抵制将升级，以此来唤起全世界对土著人生存状况的重视。当地克里人在整个火炬传递活动中有过诸多破坏活动。

　　激化的民族矛盾面前，悉尼奥运会组委会巧妙地加以调和。在筹备过程中，组委会特地设立了一个种族联络者的职位，雇用国内著名的原住民板球运动员作为调节员；并在一些重大的奥运会仪式中，突出最具民族特色的要素。开幕式上，全身涂满油彩的土著表演成了人们记忆最深的环节。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建造了一个殖民历史展览中心，展示土著民屈辱的历史。在火炬传递中，原住民也被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第一位土著居民奥运冠军、短跑运动员诺娃·佩雷斯·克尼邦被安排担任本土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而备受瞩目的主火炬手则由原住民优秀运动员弗里曼担当。弗里曼点燃火炬的那一刻，被舆论认为是土著和非土著居民的彻底和解。

　　逆境之下，如何举办大型体育赛事？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也有先例。1986年世界杯前一年，原定的主办国哥伦比亚因财政困难宣布放弃。经过遴选，墨西哥代替哥伦比亚承办第13届世界杯比赛。

　　1985年9月19日清晨和20日晚上，墨西哥先后发生两次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波及墨西哥城和墨西哥沿海的3个州。墨西哥城中心的许多房屋，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停水、停电，交通、通讯中断，全市陷入瘫痪，一片混乱。

　　这场灾难最终夺走了20000人的生命，32000灾民无家可归。第二天，15万营救大军开始在墨西哥城内用铁铲、镐头挖掘碎石破瓦，营救震灾受害者，国际社会纷纷支援。但幸运的是，原定的世界杯比赛场馆，并没有遭受损失。此时，离世界杯开幕还不到10个月。

　　正当人们纷纷为即将开始的世界杯寻找下家，组委会坚持：即使再大困难，也要让世界杯如期举行。

　　墨西哥人的热情和坚强感动了所有球迷。国际足联决定从每场比赛的收入中拿出9000美元捐给墨西哥灾民。那届世界杯还成就了“上帝之手”——马拉多纳晋升球王，成为了球迷心中最经典的记忆。

　　汶川地震后，国际奥委会立刻发来函电，为中国地震灾区捐赠700万人民币的经济支援，并表示“奥林匹克运动与受灾人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