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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是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参加奥运会。之后，奥运与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开始了越来越紧密的纠结。

　　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所有尝试和成绩，也成为日后中国体育发展思路的基调

　　★ 实习记者/陈园园

　　“之前参加过好多国际大赛，但真正站在奥运会的赛场里，感觉还是太不一样了。”说起洛杉矶奥运会的经历，邹振先感慨道。

　　1984年7月28日，美国当地时间下午4点15分，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10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美国总统里根携夫人出席了开幕式，这在历届奥运会上尚属首次。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方队依次入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当中国代表团二百多名队员，统一着藏青色上装，奶白色裤子(裙子)，胸前整齐地佩戴着国徽，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进行曲进场时，更是在全场掀起了一个高潮，观众纷纷起立鼓掌。

　　在苏联等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在奥运会的首次亮相显得格外声势浩荡。回忆起这一幕，53岁的邹振先，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体育长久积蓄力量的总爆发。在兴奋和忐忑中初次亮相奥运，就意外收获15金。尝到了甜头的中国体育界，开始在竞技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快马扬鞭。

　　坎坷的奥运征途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他们都正值运动员的最佳年龄……

　　当年的“亚洲飞人”——三级跳冠军邹振先，20多年前，邹振先是中国的刘翔。上中学时，看到高年级同学跳三级跳，邹振先上前一试，就打破了校队纪录。18岁开始学三级跳，21岁进国家队，23岁破亚洲纪录，“天赋过人”曾经是邹振先的代名词。

　　几年之后，中国田径又有了朱建华。

　　邹振先说他是个完全比赛型的选手，见了赛道就激动，见了外国人就“来气”。所以，对大赛的渴望也尤为强烈。

　　邹振先的奥运备战从前一届就开始了，1979年底，中国在离开奥运大家庭20年后，重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和许多年轻运动员一样，邹振先的生活进入了备战1980年奥运会周期。

　　中国非常重视首次奥运之行。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国家送田径队到国外集训，邹振先所在的跳远队来到了美国洛杉矶集训，跳高、标枪等项目则去了德国。

　　于是，邹振先提前4年体验了来到洛杉矶的兴奋和激动。“物质极大丰富，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时的栾菊杰也正在国内紧张集训。

　　1978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栾菊杰被对手的断剑刺穿持剑臂，鲜血染红白剑服。她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比赛，最终夺得亚军。此事震动了国际剑坛。

　　1978年作家理由将栾菊杰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在《新体育》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央领导号召全国青年向栾菊杰学习，在“女排热”到来之前，这位外貌清秀的姑娘，是青年人心中的偶像。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邹振先25岁，栾菊杰22岁，都正值运动员的最佳年龄。

　　1980年5月，中国代表团得到上级通知，为了抗议前苏联公然出兵阿富汗的行为，中国政府决定和美、日等64个国家及地区一起抵制这届奥运会。失望之余，性格豁达的邹振先迅速转向四年后的洛杉矶备战；而栾菊杰却陷入了困境。

　　因为训练过度，栾菊杰得了急性肾炎，“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到四年之后，觉得四年是好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日子里，栾菊杰经常夜里辗转反侧，最后得出结论：“还是得苦练，虽然不敢确保结果，但只要自己练到最苦，就能在国家队里坚持久一点。”

　　当时栾菊杰已蜚声国际剑坛，是中国击剑的唯一的金字招牌。但面临严重伤病，医生建议她立刻结束运动生涯。能走多久，栾菊杰心里没底。

　　4年时光的确能改变许多。

　　4年中，“病病怏怏”的栾菊杰每天靠吃中药、打吊针，撑了下来。到1984年之前，迎来了运动生涯新的高峰，仍是中国剑坛的一号人物。

　　四年中，身体处于巅峰状态的邹振先，每次到欧洲参加大赛，从未出过前三。却恰在奥运前一个多月，遭遇运动生涯中最严重的伤病。

　　为了支持法国《人道报》举办的、共产主义国家运动员参加的一项锦标赛，邹振先不顾奥运在即，坐飞机往返32个小时，参加了这场从未听说过的比赛。

　　身体各方面正处在训练状态的邹振先，一到法国来不及倒时差，就匆忙上场，第一跳就伤了。当地没有治疗条件，脚已无法着地的邹振先，飞回了北京。因伤在右脚后跟的脂肪垫，队里用尽所有的方法治疗，都难见成效。奥运会前，邹振先再也没有进行过专项练习。

　　法国回来后，再也没人提过那场比赛的重大意义，原本给邹振先下达的夺牌指标再也无人提起。

　　说起受伤时的心情，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邹振先突然沉默了，视线移向一旁，摆摆手：“我现在是不堪回忆，只能回味了”。

　　奥运会前一个月，邹振先随中国田径队一起，来到美国疗伤、训练。

　　而4年期盼苦练，已近26岁的栾菊杰终于随中国代表团踏上了奥运征程。

　　所有都是“第一次”

　　“这应该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了”

　　就在中国代表团抵达洛杉矶的前几天，领导突然通知邹振先去参加奥运村的开村仪式，爱凑热闹的邹振先按照领导要求，换上崭新的西装西裤，来到了洛杉矶。

　　“到那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为了表达对中国首次参赛的祝贺，组委会特意选择中国运动员，作为进入奥运村的第一人，当时已在世界田坛小有名气的邹振先被选中。

　　接过大大的金钥匙，象征性打开奥运村的门；和组委会主席尤布罗斯、洛杉矶市长、奥运村村长一一握手、合影，并且代表全世界运动员讲了一段话。第二天，邹振先和洛杉矶市长的合影，上了美国报纸的头条。

　　这段经历，成了邹振先的奥运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后来，等心里平息下来，我心想，这么光荣了一把，奥运会即使得不到奖牌，也心满意足了。”做了多年运动员，邹振先明白，拖着这样一只伤脚，自己的奥运经历，注定了不完满的结局。

　　作为击剑队唯一的希望，早在1984年上半年，栾菊杰已经认领了指标——“保二争一，至少拿块牌”。尽管击剑队有20名队员同行，但领导明确指示，“中国击剑的任务，就压在你——栾菊杰一个人身上”。

　　承载着中国击剑界几代人的期望，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按照团里的安排，有夺金指标的运动员都坐在头等舱，以示优待。栾菊杰一听，当时就急了：“不坐，本来人家不紧张，非搞得人紧张。”领导也不含糊：“这是命令。”于是，在“大腕”云集的头等舱里，她独自代表着一个项目。

　　“去之前，对奥运会究竟怎么样，一点都不了解，到了赛场才知道奥运会原来这么隆重，这么大”。大家处在从未有过的兴奋感中：“楼好高”“人好多”“美国警察好高大、帅气”。从规模上栾菊杰断定：“这应该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了”。

　　接下来的开幕式，栾菊杰激动的心情仍在延续：“看台上全是人，走在场里，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开幕式上，她到处找美国田径界的大腕们签字，入场服的里面，签得密密麻麻。

　　在栾菊杰看来，美国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态度也“出乎意外”的好，“见了我们都喊‘China……’”中国代表团的纪念章一推出即告售罄，最后，一个纪念章的市价竟被炒到了80美金。

　　初到“资本主义国家”

　　许多队员对那届奥运会的记忆，只限于奥运村内部

　　为了确保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亮相，中国代表团提前几年就开始了详细的部署。出国前，代表团对开幕式的服装等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一位香港商人的赞助下，特地量体裁衣，为每位成员订做了入场服。

　　有趣的是，按照魏纪中的回忆，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前，向组委会提供的入场曲是《歌唱祖国》，但进场时，响起的却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美国人为何换歌，又从何得到这首曲子，成了谁也解释不清的谜。

　　而重中之重是安全问题。

　　当时的国际局势尚不稳定。1983年4月7日，中国曾就“胡娜出逃事件”单方面终止同美国的体育交往。这次赴美参赛之前，中美双方事先达成了“安全协议”——美国人保证中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中国代表团管好自己的人，防止“出逃事件”再次上演。

　　一到洛杉矶，中国队就成了重点保护的对象。“美国人最害怕的是前苏联趁机伤害中国人，然后嫁祸给他们，所以非常重视。”魏纪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时他就在代表团办公室工作，主管安全。

　　尽管，有安全协议，但初到“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令许多人惊恐万分。

　　一天，魏纪中突然接到报告：一个运动队去体育馆的路上，发生了枪击案。据队员们讲，一声枪响，然车后窗玻璃上就打出了一个洞，幸无人员伤亡。魏纪中赶紧联系当地警察，到现场勘察。车窗上，的确有一个小洞，但车内找不到弹壳，也没有其他痕迹。队员们的说法也不一。

　　警察局调来弹道专家到现场勘察，最终认定小洞并非弹孔，可能是飞驰的车轮卷起路边的石子，砸到了玻璃所致。

　　虚惊一场之后，代表团对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没有比赛训练，不允许中国运动员随意活动。因此，至今回想，许多人对那届奥运会的记忆，只限于奥运村内部。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拥有了两个赞助商——健力宝集团和天津海鸥手表。这些赞助全部是出于爱国热情，不要回报。

　　狂喜与失落

　　当时听说许海峰夺冠，就惊了“他也能拿冠军？”

　　但魏纪中说，那届奥运会时的金牌意识远没有现在浓，“安全来回，没有闪失地完成亮相”是主要目标。

　　1984年7月29日，奥运会首日，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上，许海峰的一声枪响，击落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也为中国人的“奥运狂想”开了个头。

　　邹振先说，当时听说许海峰夺冠之后，就惊了：“他也能拿冠军？”在此之前，争夺奥运首金的任务一直压在王义夫的头上。而貌不惊人的许海峰，接受正规射击训练还不到两年。事实上，直到最后一枪，摄像机镜头还是一直对着王义夫。

　　“看到人家拿冠军，咱心里也急啊！”邹振先说。到美国之后，尽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但右脚的伤势恢复得很慢。但三级跳落地平均的冲击力高达800公斤，每一次着地，都是钻心的疼。

　　赛前三天，邹振先在脚上打了六针封闭。“后来，队医告诉我，打完针后，我的脚就像是从水里捞上来似的”——疼得全是汗。打完针后，卧床静养，使药水慢慢吸收。“就等最后那一下子了”。

　　几天后田径场上，面对熟悉的老对手，邹振先拼尽全力，只跳到16米83，仅4厘米的差距与铜牌擦肩。用邹振先的话说，脚受伤前，跑过去就能达到这个成绩。29岁的老将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他的奥运旅程。

　　同时，栾菊杰在击剑馆里，开始了另一种抗争。

　　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到了疯狂的地步。从中国人站在国际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饱受裁判“欺负”——错判、反判，暗中帮欧洲选手取胜。

　　许多年之后，栾菊杰再出去比赛，当初的裁判会跟她说：很抱歉，当时太累了，判错了。一句轻易的抱歉，运动员要承受的却是多少年的屈辱。

　　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但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最后，裁判承认是自己的错判，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改了”。

　　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栾菊杰说，“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多的是和裁判斗。”

　　早在1981年世锦赛上，栾菊杰在绝对优势情况下，因裁判的“帮忙”，屈居亚军。“如果不是裁判问题，当时的世界冠军就是我。”

　　当时初入国际体坛，中国许多项目运动员都受到种种排挤。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所以，队里要求我们出去比赛要做好思想准备，人家打10 分，我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

　　作为本届奥运会该项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菊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栾菊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至少让别人知道我的愤怒，知道我们是不好欺负的”。

　　每刺中对手一剑，击剑馆里就回荡起栾菊杰愤怒的叫声。“经常是一场比赛下来，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

　　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栾菊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手是德国老将汉尼斯。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杰准备了八支剑。

　　这一战她没有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关键时刻连赢五分，以绝对优势获胜。

　　长久郁积的怨气，在这最后一句叫声里酣畅淋漓地发泄出来。“拿了冠军，我觉得自己终于被承认了，你再想错判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终于拿到冠军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击剑冠军。

　　回国后，每位奥运冠军的人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体委首次发给冠军8000元奖金，奥运奖牌奖金制度也由此成传统，并且数额递增。而更多的人则如邹振先一样，在聚光灯外独自品尝失落。

　　而国家和民众对奥运的追逐，从这一届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奥运会之后，两人都结束了自己的体育生涯。邹振先当了国家队的一名助理教练，每逢大赛，自己的队员顶不住时，他又会忘记年龄，穿上跑鞋，上去拼一把。27年后，他仍是三级跳亚洲纪录保持者。

　　栾菊杰远赴加拿大学习语言，想为中国人在国际剑联争取一个位子。但由于肾病的影响，未能如愿。24年过去，她依然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击剑奥运冠军。

　　2008年8月，50岁的栾菊杰将代表加拿大队再次出现在北京奥运的剑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