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至今，西南旱区时不时的降雨虽然对整个旱情有所缓解，但抗旱的希望只是在依靠“天公作美”。在年年抗旱年年旱的背后，显示出农田水利设施也是“重旱区”。

　　4月6日，四川、贵州、广西出现小雨天气。未来十天，西南旱区还将有两次弱的降水过程。

　　3月底至今，时不时地会听到西南旱区有降雨的消息传来。虽然对整个西南旱区的旱情缓解程度有限，但是也让部分地区借机在田间播下了种子。

　　不过，抗旱的希望只是依靠“天公作美”是否太过被动。业内专家指出，在年年抗旱年年旱的背后，显示出农田水利设施也是“重旱区”。千年传统的“望天收”至今依然大范围存在。

　　“哪怕云南省拿出在这次旱灾中所受损失的1/10来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旱情也不会如此严重。正是水利设施的不足和缺乏科学规划让年降水量过千毫米的云南居然找不到可用的水源，有水也无法浇灌。”农科院环发所农业减灾室主任李茂松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水利部的一份统计数据也许更能说明现在农田水利设施欠账之多。据水利部副部长刘宁透露，中国现有的18.3亿亩耕地中，尚有9.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

　　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有些地区连维修的工作都减免了。很多渠道和水库或被泥沙拥堵，或被用来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中国病险水库已经占到了水库总数的42.5%。

　　“长时间、大范围的干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缺水’两个字就能解释了。农田水利设施的稀缺，已经摆在了国人面前。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已经不能再等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如此呼吁。

　　郑风田指出，改革开放后，政府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却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

　　“在这次大旱中，缺水的全都是农民，城市居民依然过的很好，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郑风田说。

　　李茂松也指出，同样是水利建设上，防洪和抗旱常常是厚此薄彼。一旦旱情有所缓解，关于抗旱的呼声也会就此消失，无人再问津。

　　经历层层“剥削”的农田水利设施资金，到最后还要面临多部门的“瓜分”。“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林业部门等都会跑来分一杯羹。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九龙治水’。 各部门之间还没能做到很好的协调，经常是各干各的。各种新建改建项目也常常顾此失彼，无法实现整体效益。” 李茂松说。

　　就此，中科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等专家提出了建立应急减灾部的建议，把34个部、委、局中与减灾救灾相关的工作都集中在此，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当然要想突破部门利益是非常难的，现在还只是设想，或者说是梦想。在很多人的眼里部门利益甚至高于国家利益。”李茂松无奈地说。

　　除了体制上的问题，还有机制上的桎梏。农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是更愿意出去打工。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升，之前那种相对有效的劳动替代资本的基本建设投入方式难以重新恢复。尤其在“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取消之后，乡村就几乎断绝了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直接使用劳动力的可能。

　　郑风田建议，国家应拨出专门经费建小农水，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让那些村庄的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储水用水的沟塘渠堰。如此一来，既能让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在农闲时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饮水与抗旱问题等也会有所保障。

　　“和教育基金类似，国家有必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水利基金，来解决农田水利设施的历史欠账问题。哪怕这些资金只占到GDP中的0.5%。并建立一套监督机制，以保证水利基金投入的效果。”李茂松疾呼。他还建议，抗旱无国界，我国还要加大国际之间的合作。(记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