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致力于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变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性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如是说。

　　曾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及发展经济学顾问、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也在会上表达了“中国在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可以扮演领导角色”的看法。

　　另外，“中国在全球低碳技术的分享、技术转让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古拉斯·斯特恩说，“中国在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很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时，并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承受能力，也没有充分估计他们的计划会给其他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导致“国家之间有很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刘遵义说，目前在减排方面面临非常严峻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分担这种责任。

　　然而，分担责任需要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在刘遵义看来，这个“共同的行动纲领”就是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简单地说，这条“中间道路”就是一种共同协议。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全球的协议来避免气候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协议需要大家以一个平等的方式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是一个共享的任务。”

　　然而，在本来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似乎成了一次“推卸责任的大聚会”。“非常失望”尼古拉斯·斯特恩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批评异常尖锐，各谈判国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有“人多嘴杂”的嫌疑，“192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在他看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贡献是“设置了谈判的平台”，以及“每年必须从每个国家筹集到1000亿美元，国际顾问委员会也获得了新的融资手段和渠道。”

　　其实，“哥本哈根协议”从一面世就不断受到质疑。“一些发展中国家说他们被发达国家诱导到这个会议上，是被设了圈套，怕中他们的埋伏。而且发达国家是想设定一些能够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从这样的协议，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前的2009年11月25日，在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方第一次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

　　“中国在减排目标方面展示了非常强的坚定性和决心，代表发达国家说话的人不一定了解中方做出的这种承诺。”尼古拉斯·斯特恩说。

　　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努力。从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委托该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做的演讲来看，中国的努力还是有理由成为全球减排“领导角色”的。

　　周生贤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水平升级、环境问题转型”的大趋势下，在环保问题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有足够的应对准备。”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并重、同步和综合；从基本国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

　　周生贤认为，中国的环保新道路，从探索过程看，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每一个创新都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从探索重点看，具有多重性和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探索重点；从探索内涵看，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个海纳百川、高度开放的系统工程；从探索任务看，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要求着眼长远，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趋势；从探索途径看，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必须立足当前，解决现实环境问题。(记者 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