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一个国际趋势是所谓低碳经济。”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在中国经济50人年会上表示。

　　同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排放会加大成本,在很多排放措施是加大成本的,世界各国,现在之所以有一些推不通,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在阻碍这件事情。“现在发达国家都在改革了,我们也会改。'十二五’会加大这件事情,以前是减硫,现在是减碳。但新兴国家的“弯道超车”,限速外部性,遏制搭便车。”

　　就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改委提交的一份报告里有关2010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中,有两项直接涉及低碳经济,另两项间接相关,今年政协一号提案锁定“低碳经济”应在意料之中。

　　“低碳经济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选择,金融危机和低碳经济这两个话题基本上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关系,就是在金融危机刚刚有人说是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低碳经济这个呼声就越来越高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万东指出。

　　气候变化有周期因素,有太阳活动,有火山爆发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后则主要是人类活动,除了工业活动,战争、核试验、现代化的生活以及能源结构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

　　因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源自房地产次级贷款,中国目前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房价不断走高和房地产依赖,房价成为随时可能破灭的泡沫。美国的金融长期的高速度的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在6%到7%,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占到了10%左右,但是2000年到2008年之间,它的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了34%左右,就是说由于美国的GDP中金融业的过度膨胀,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2007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业形成了一个定向爆破,那么这个定向爆破之后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战略选择,按奥巴马的话说,美国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巫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了。美国要调整进入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现在所宣传得比较普遍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东西成为美国的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产业分析与预警处处长、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张勇表示,WTO是我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低碳经济模式又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意图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避免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竞争。2009年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

　　张勇认为,对经济学的挑战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机制,内部化碳排放的负面性。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实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杨万东:低碳经济也是世界政治格局调整的新标杆

　　“中国崛起和高碳经济,也形成了一个对应关系,因为中国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在最近30年不断崛起的,中国崛起伴随着中国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资源依赖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万东表示。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制造业由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主导,几百年间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要加入这个气候政治的舞台？

　　“这个气候问题已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美元保卫战,通过变碳经济为碳政治,采取碳经济向碳政治的转变来换取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杨万东认为,“这对中国就是一个外部的压力,因为美国在新能源上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储备,美国产业的服务业化和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使得美国在碳经济方面又可能占先。美国可能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纠正过度偏重金融业的经济结构,通过美国实体产业的竞争力的回升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所以,中国必须要深度的开发经济,然后通过技术的变迁,通过国际谈判的中应用权益的争取,来赢得自己国内的发展空间。 （马玉荣 马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