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稀土产业的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标准。外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稀土产业是稀土的开采、选矿和冶炼分离的集合，不应该包括稀土的应用部分。另一种观点是稀产业应该包括除了稀土的开采、选矿和冶炼分离以外，把稀土新材料的生产包括在内。由于这样一个定义的制约，所以造成了现在稀土产业“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尴尬局面。对于，我国稀土行业，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教授有这样的见解“发展中国稀土在于稀土之外”。

　　《证券日报》：我国稀土行业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究竟稀土产业链包括哪些部分？我国的稀土产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张安文：首先我们要界定一个概念，什么叫稀土产业？现在有很多人，包括从事稀土行业的人员都认为，稀土产业应该包括：永磁电机、彩电显像管、平板电视液晶屏之类的产品。其实，这些不应该归属于稀土产业，把它们归纳在电机、显示器等行业应该更加贴切，现在我们所谓的稀土产业到材料就为止了。讲到稀土产业链，首先就是源头的矿山，从矿山采出矿来，选出精矿，然后把精矿转变成氧化物或盐，再经过分离、冶炼的过程，然后变成金属，当然有些情况下氧化物和盐类也可以直接用，再由金属、氧化物、盐类做成材料就为止了。

　　我国现在拥有全球50%左右的稀土资源储量，并占据了全球95%以上的市场份额，国外稀土矿的开采很少，所以说我国拥有世界上稀土开采技术最高水平也不为过。不论从选矿、分离技术和几个主要应用领域的材料生产，我们都拥有世界领先水平，如：发光材料、永磁材料、储氢电池上应用的原材料等。当然目前，我国稀土产业中还有欠缺，欠缺的是装备水平不高，日本现在在生产稀土产品时，运用的设备都是无人化、自动化的，而我国目前还存在一定差距，可以说，稀土产业的发展，不能只从稀土着眼，稀土产业的发展，还依赖于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计算机行业等周边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我国稀土行业的欠缺还体现在功能性产品上。有些高端技术和专利都在其他国家手中，目前国内不具备这些高端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因此造成我国出口东西还是原料类产品，而其他国家在购买过这些原料后，将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品销售回中国，这就造成了我国稀土产业落后的假象。

　　《证券日报》：从我国稀土行业发展来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更有利于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

　　张安文：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从我国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曾经周恩来总理在十年规划中提到了稀土材料的应用问题。经过将近60年的时间里，中国稀土已经从小做到大，从弱做到强，也形成了一些稀土行业中比较大的企业，通过这些年整合、重组、兼并等政府指导下的企业行为，中国的稀土企业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代表性的稀土企业如包钢稀土、中国稀土随着中国稀土行业一起做大做强起来。

　　探索的过程是漫长的，在2003年时候，国家曾经计划分南北而治，划分出南北两个稀土集团，虽然技术最终“流产”了，但经过政府指导下的企业行为也最终促成了几个大集团。大集团生产比作坊生产优势要明显的多。由于是原料生产，企业越大，相对的生产规模，技术开发、融资、销售都比较集中。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讲，集中管理10家企业要比管理100家企业容易的多，容易形成从价格到总量控制集中的良好机制。

　　工信部曾经在稀土产业政策，包括发展规划里面已经把我们的稀土以后若干年的长远发展考虑进去，提出来了将来把我国100多家稀土分离厂，经过5年时间，2015年控制到20家左右，企业的相对数量少了，规模大了，容易形成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更有利于环保治理等多方面的发展。

　　《证券日报》：对于包钢稀土最近准备建立稀土储备资源，您认为这件事对于我国拿回稀土话语权是否有所帮助？

　　张安文：包钢稀土最近比较大的动作，国内外的反响也比较大，但是这个动作其实已经“酝酿已久”，具体规划是准备建立一个20万吨的储备库，其中有十个设施，内蒙古和包头政府分别贴息1000万元，由于不是直接投资，这么大的储备量肯定就要占很大一部分的流动资金，这个资金有的可能是自有的，有的可能是贷款的，有贷款的话肯定就会有利息的问题。这件事是一件大事，也说明我们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对于把稀土储备这件事提到日程上来真正的操作起来，并且已经初见成效，使中国在稀土事务上的话语权能够“硬气”起来，我想对国内稀土行业，对于我们国家稀土长远的走向、平抑价格、资源的合理利用、建立一个大的稀土库存有战略上的意义。

　　稀土储备和其他方面储备一样，应该是系统工程。所谓系统不应该单独从如何储备这方面工作着手，拿包钢来举例，包钢正在致力于西矿开发，从而逐渐减少主动矿的产出量。徐光宪院士等12位院士，曾多次联名给国家写的建议，就是要逐步减少我国主动矿的开采量，逐渐的停止开采，把宝贵的稀土资源放在矿山里可以长远的延续利用。

　　包钢已经把包钢在白云鄂博西矿作为下一阶段重点项目来安排。包钢西矿的开采量大概是每年1000万吨，按照30%多的铁矿含量，每年就能够生产300多万吨的铁矿，其中只有1%左右的稀土含量，这样不必去开采稀土矿利用西矿就能够分离出稀土资源，可以有效的减少稀土“下山”有利于稀土资源的保护和长远利用。

　　我们一方面搞储备，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对于每年度开采稀土矿总量的限制，像：江西、内蒙、福建等。如果我们一边储备，一边拼命的生产，那么生产还是过量，产品仍然供大于求，而话语权和价格还是不由我们做主。总量控制和建立战略储备库存同样重要，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哪怕我们全国都在储备，其他地方还是在乱开乱卖，储存再多还是不管用的。

　　另外，对于储备具体的模式，储备的品种，储备的量都是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比如说究竟储存什么品种的矿藏？储备多大的量最为合适？比如说：包头是以精矿为主，就是把轻稀土的矿大量储备起来，这样的话，减少尾矿的排放，将来逐渐减少主动矿的开发开采，使我们以后有精矿可用，这是很好的，但是究竟储备多少还需要再考虑，因为要建立仓储的措施，会有财务资金的发生，这些帐都要算清。而从稀土的应用来看，现在南方的中、重稀土显然更为紧缺，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尽快呼吁建立起新的中、重稀土的战略储备措施？用以保护在应用方面更为重要的稀土资源。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掌握我国稀土资源的现状，如果各部门能够配合好，调查清楚我国现在稀土矿藏资源的总量的话，对于我们现在要储存多少稀土资源有更大的帮助。我认为，价格的话语权，靠储备本身会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要还要靠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