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三选项

　　在填埋和焚烧之外，如何推广生化堆肥处理技术，作为垃圾处理重要的第三选项也是不少专家思考的焦点。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表示，目前的垃圾填埋技术耗费大量土地资源。普遍采用的高密度PVC薄膜使用寿命少于30年，垃圾在厌氧环境中发酵后，重金属渗透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问题会延后反映。相对于焚烧技术而言，由于填埋的污染物不容易检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可能更大。从国情出发，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我国采用以焚烧为主，对有用垃圾充分回收利用的垃圾管理模式。而要发展生化堆肥处理，必须注意厨余垃圾与普通垃圾混合问题导致肥料被污染的问题。一旦重金属与有毒有机物混合后堆肥用途相当有限。这种肥料只能用于普通绿化的营养土，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模式，除此以外，目前城市中绿化营养土的去路不多，利用率不高。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肥料研究室主任、教授廖宗文则认为，目前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就是，在我国，垃圾变肥料只能是垃圾处理的辅助渠道，而非主要渠道。目前不少把垃圾处理变肥料的厂家，要么肥料搞不好，要么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他在去北京某垃圾变肥料的处理厂时发现，肥料中还含有玻璃颗粒，只是这种玻璃颗粒并不扎脚罢了。

　　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表示，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把堆肥和填埋并列为两大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其后却进入了“10年困惑期”，100多个堆肥项目纷纷下马。除了杂质多、重金属超标外，臭气污染严重、肥效不稳定也是原因之一。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韦朝海则从污水处理中得到启发，在工业废水的处理过程中，废水先用生物处理，然后再用化学方法，这或可为垃圾处理提供借鉴方法。广州的垃圾可以先用生物降解的方法处理掉一部分，然后加入辅助材料，再进行焚烧，剩下的残渣进行填埋。

　　垃圾分类要结合广州特点

　　不少与会专家都认为，无论是采取何种垃圾处理方式，垃圾分类回收是提高处理效率和降低处理成本的有效辅助途径，除了要加快建立垃圾分类后的后续处理设施外，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法规等体制保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祥信建议，广州可以选择几个区，用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试点垃圾分类。比如在日本，经过多年的教育，加上对垃圾不分类的家庭进行罚款，市民养成了习惯。在我国的台北市，经过教育，市民也已经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即使政府没有提供专门的收集桶，还是有不少市民仍然把相对难处理的餐厨垃圾独立出来。当然，目前广州刚提倡垃圾分类，一切有待政府的教育和引导，政府可以先在财政上加大投入，建立足够的设施给市民分类，过一段时间后再对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进行罚款。

　　如何因地制宜，切合广州实际进行垃圾分类是不少专家的出发点。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农业部可再生能源重点开放实验室副教授胡建军表示，针对广州人喜欢煲汤，造成餐厨垃圾水分比较多、热值低的特点，可以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体现“广州特色”，把垃圾分类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毒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四类。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生物质能研究中心、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实验室研究主任、研究员赵增立对广州垃圾分类的设想更为简单易懂，他建议按照垃圾的干湿度分类，分为干垃圾和湿垃圾。

　　也有专家表示，应把现存的拾荒者队伍纳入垃圾分类体系。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分析，目前垃圾处理中的废品“流通”环节是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链，处于无监管状态，因此政府的商业与流通部门应首先介入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