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就“一些市民对要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有些意见，认为产生的二口恶英会对人体有害”的采访，表态，“不建垃圾焚烧厂怎么办？目前北京已没有地方填埋垃圾了。”

　　苦恼于垃圾处理的，远不止北京。一段时间以来，若干城市因垃圾发电厂选址引发纷争，其共同点都是担心垃圾焚烧产生有害气体危及健康，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百姓要求迁走发电厂。

　　垃圾填埋，可用土地日益稀少；垃圾焚烧，又人见人躲——一个环保问题，何以上升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其一，今天，公众对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等环境要求越来越敏感，对自身健康的要求越来越敏感；其二，今天，公众对政府决策公开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决策意识越来越强。这都使得垃圾处理问题超出了简单的环保层面，以往几个部门关起门来找几个专家论证一番即拍板的惯用做法已明显简单化了，难以应对现实。

　　从操作层面来说，相关信息的公开首当其冲。比如，什么样的垃圾处理技术最为合理？垃圾或埋或烧，都有后遗症，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的技术条件及现实基础如何？这些问题如果能放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就会大大增加公众参与讨论的理性，有助于公众更充分地认识到垃圾处理的复杂性，并可能在妥协中达成多数人认同的协议。

　　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说，更宏观、更高难度的制度安排亟待跟进。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由垃圾分类着手，减少垃圾总量，可大大降低垃圾处理的难度和成本。但这事在我国很多地方尚未纳入议事日程，个别地方做了些尝试，但多是无疾而终，不了了之。配套的工作如何去做？不同部门的协调如何着手？对决策者而言，无法回避。

　　从理念层面来说，我们对复杂问题的认识、判断必须与时俱进。类似于垃圾焚烧厂建在哪里，或者水源被污染怎么办等环保问题，按学者的说法，这是一个事涉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所谓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它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环境问题、能源危机、大规模疾病；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如跨国毒品贩运、国际洗钱活动、拐卖人口、非法移民；国际性的电脑病毒、黑客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等等。其中，生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今天，对因海平面上升、沙漠侵袭、洪水与暴风雨等灾难性天气，以及土地退化，而不得不搬离家乡的人群，国际上称之为环境难民。也许环境难民的警示离我们较远，但是，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种认识当继续强化，并得到公众广泛认同。

　　现实情况是，公众对政府的期望更高，既希望享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丰硕成果，同时希望离有毒有害的水源与空气越远越好。相关管理者如果能理性地体察到公众的需要和期望，就应该不会把垃圾处理之类的环境问题当成小事。(评论员 刘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