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转“地上”缘何屡屡夭折

　　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说，30年来，山西产业结构调整走出了一条“逆调整”的轨迹：表现为第一产业发展过缓，第二产业发展畸形，第三产业不足。在一段时间内，除了挖煤别的就看不到了，山西进入煤炭小循环的误区。陷入了“资源诅咒”(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因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落后)。

　　“所以，山西的调产不是一开始就成为问题，也不是最近才有转型的呼声。”薄生荣说，“山西在资源大省里是醒得最早、行动最早的省份，早在1979年，受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影响，山西就明确提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1980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计划纲要》(草案)并报请中央批准。由此，开启了一个对山西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能源基地建设时代。

　　山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说，当时的口号是有水快流。出现了许多乡镇和村办煤矿，目的是以煤补农，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1993年，山西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提了出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煤炭市场出现了问题，1999年山西全省的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在全国的位次滑至倒数第一。

　　1999年11月底，山西省召开了调产进程中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运城调产会议。随后，在1999年12月的省委七届九次全会上形成了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心，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决策。山西省产业发展思路的一致性保持到2002年上半年。

　　下半年开始，尽管山西省委、省政府还是保持原来的调产方向，但随着煤炭市场的好转，下级执行部门开始出现问题。根据“2005年山西省蓝皮书”分析，2004年山西全省利润增长率在一倍以上的大型企业全部是煤焦铁企业。

　　薄生荣说：“山西调产屡屡受挫，内因是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不协调，经济起飞的跑道越来越窄，缺乏有预见的宏观产业导向，对全国快速增长行业参与不足。

　　潘云说，市场环境建设也滞后，调产不是在某一产业做个大的企业就一蹴而就，而需要培育中小企业群，才能带动一个产业的振兴。

　　煤老板投资农业的源动力

　　30年来，特别是自2001年煤炭持续涨价后，在暴利的驱动下，各种资金开始钻空子，甚至不惜花费“黑钱”非法“买矿”或“卖矿”。

　　由此带来的矿难频繁，省长走马灯似地换成为山西人心中永远的痛。山西干部形象地概括了小煤矿的“四大害”：破坏生态、浪费资源、草菅人命、腐蚀干部。

　　从全国抵制带血的煤炭到山西不要带血的

　　GDP，2009年4月开始困扰山西多年的煤炭资源整合，以“国进民退”的方式，出人意料地高速推进。

　　去年8月末，“山西小煤窑经济终结”等话题成为舆论报道热点。

　　10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煤、铁、铜、锰在内的15个矿种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山西推行的整合小煤矿模式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

　　“当时煤炭生意好的时候，就总觉得这么高的利润是不会持久的，心里不踏实。”山西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秋娥很早就有了危机感，开始琢磨其他出路。2006年开始累计投资1.8亿元种起了食用菌，并上马了食品加工项目，开发出36种冻干菌类方便食品。

　　九牛寨奶业有限公司周光亮说，2003年壶化集团办起奶产品加工的初衷是，政府号召效益不错的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针对当时企业所在地壶关县奶农融资难、卖奶难，壶化集团出资300万元为农民担保，一头牛担保1万元贷款，奶农只需要出资几千元，就可以得到奶牛，后来为了包销牛奶，集团将收购的奶拉到太原厂家代加工，到2005年才投资建厂。集团的要求就是在解决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前提下维持自身良性发展，不对其作经济效益的要求。

　　笔者调查显示，煤老板投资农业基地、农场、养殖场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基本源于三个原因：一是煤老板出身农民，觉得放心、靠得住；二是煤老板富了后有回馈父老乡亲的“荣誉情结”；三是政府引导的结果。

　　基于这种现状，如果煤老板把投资农业像当作其他消费一样一掷千金，在后续相关配套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其效果可想而知。

　　贾明进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受自然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大，周期长、利润薄，需要大量占用资金，特别是流动资金涉农企业项目建设中，往往对固定资产投资给予重视，出现一些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但对后续经营中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认识不足，导致项目建成后，发生了流动资金不足被迫停产或季节性生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再好，经济效益无法保证，结局肯定是开花无数，结果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