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天“今夜无眠”的“加时赛”，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总算向世界拿出了一份答卷。在最终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里，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共识。

　　不过，尽管本次会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却依旧难掩失望。因为峰会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关于“发达国家到底减排多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帮扶如何落实？”、“减排是否执行一个标准？”等焦点问题几乎无一取得实质性进展。

　　哥本哈根，这座“童话之城”最终也没能上演令人惊喜的童话，只能将未竟的美好愿望留给2010年的墨西哥。

　　减排的三种监督方式和“三可”标准

　　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尽管减排幅度大多低于预期，但发达国家也都先后公布了自己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计划。

　　美国宣布将使碳排放总量比2005年减少17%；加拿大表示排放总量将在2006年基础上减少20%；欧盟声明将执行较1990年排放水平减排20%～30%的目标；日本承诺较1990年减排25%……

　　与此同时，不少跨国公司也公布了各种各样的减排承诺，以树立良好的、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但关键问题是，到底如何公平、公正、公开地评价各国的实际减排效果？如何避免发达国家开出一堆“空头支票”之后，还以此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怎样才知道跨国公司不是在玩“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来为其低碳产品讨高价？

　　目前，对于减排的国际监督主要有三个基本方式：国际机构检查、第三方核查、独立的国际专家组监督。而且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还应当履行“三可”标准(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

　　但是，从过去多年的实践看，这种无约束力的协定对各国并不具有很强的执行力。由于缺乏惩罚机制，对任何减排不达标的行为，除了道义上的谴责之外，并没有其他应对之法。

　　在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很多发达国家还提出，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数额，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多少和是否接受“三可”挂钩。这一要求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

　　虽然从理论上讲，减排的核算和监督似乎是个科学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这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博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务部贸易与环境专家组成员、世界环境与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张海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总的来讲，发达国家目前在整个博弈和格局中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已经先排放了，而且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格局。”

　　碳排放的计算有多个版本

　　不少专家都指出，要实现有效的减排，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科学的碳排放核算机制，无论是对实现减排的奖励，还是对减排不力的惩罚，都需要一个基于科学、合理、可量化的核算体制。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量化各种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了解其对全球大气的影响。据专家介绍，全球总的碳排放量可以通过诸多方法确定，如宏观模型、直接测量、计算和估算等。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一国家、某一企业甚至某个人的排放量，主要是统计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

　　随着环保和低碳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碳排放计算器，可以用来评价生活中的碳排放量。一些专业组织和行业机构也会推出一些针对某一行业和领域的碳排放测算系统。但是记者了解发现，无论是针对个人的碳排放计算器，还是针对企业的碳排放评测系统，都有很多版本和标准，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全球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BP是率先推出碳排放计算器(现更名为“能源计算器”)的公司或组织之一。BP中国能源计算器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张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BP的能源计算器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简单版本，其主要目的是让一般消费者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采取低碳生活方式，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另一个是主要为学校专门开发的用于教育目的的版本，主要用于鼓励学生的探究式学习，以及让学生用碳排放计算器作为工具，引发更多对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的关注。

　　至于一些日常行为，比如用电，是如何转化成碳排放量的，张磊表示，相关的后台公式是相当复杂的，即使提供，一般人也很难理解。

　　国内著名的环保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也有一款碳排放计算器。该中心宣传交流顾问耿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各种版本碳排放计算器的结果有差别，主要是由采用不同的转换系数造成的。比如，节约1度电所减少的碳排放是多少，主要由“_度电×转换系数=_千克二氧化碳”这样的公式计算得来，山水版计算器的转化系数是0.785，而有的计算器则是0.997。

　　“我们的转换系数，是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共同探讨得出的。”耿栋表示。具体而言，以用电为例，中国是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国家，也就说主要是通过燃烧煤、石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等燃料所得到的热能进行发电的。通过科学的统计，在一般情况下，发1度电如果需要消耗0.4千克标准煤，而燃烧1千克标准煤会产生的二氧化碳大约是2.5千克二氧化碳，那么节约1度电就可视为减排了1千克的二氧化碳。

　　虽然由煤到电的转换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得到理论值，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使用的是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不过这个数字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2000年的时候，中国火电厂平均每度电的煤耗是0.392千克标准煤，而目前已经下降到0.36千克左右，预计到2020年可以下降到0.32千克。

　　耿栋表示，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都是目前中国碳排放核算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标准，国外有国外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哥本哈根会议也不会吵起来。”

　　减排的商业空间：

　　技术、标准和碳关税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在下一个10年，我们(美国)要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将减缓全球变暖产生的需求转化为市场”。

　　发达国家一方面以正义的、无懈可击的理由推动全球减碳，另一方面把已经准备好的相关技术和设备推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谋求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制高点，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著名学者郎咸平就曾表示，“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美国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上述技术和设备。”

　　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下属机构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DSB，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在瑞士达沃斯宣布成立，其首个倡议就是推动建立一个碳排放发布国际标准。

　　CDSB还同时公布了一份经包括数家国际知名的会计企业在内的专家小组起草的计划书，希望推动企业积极披露其碳排放情况，并希望碳排放报告成为企业年报的组成部分。之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还更进一步，编撰并公布了业内第一份环保报告范本，来说明企业应该如何撰写关于碳排放的披露内容。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很多环保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说服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按照他们的体系核算自己的碳排放。比如，今年6月，美国加州环境保护局局长琳达·亚当斯就专程来京，力荐他们的“能效与碳注册(ECR)系统建设项目”，希望把加州的先进经验在中国得到推广。

　　早在几年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就先后出台了关于碳排放核算和监督的标准规范，并且已经有大量的公司开始从事算“碳账”的业务，围绕碳排放的检测与核算已经逐渐形成产业链，一条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大量进口的产业链。

　　“绝大多数中国的CMD(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都是国外中介公司做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是，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制定的3项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完成报批稿，只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发布后即转化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这个项目自2006年开始就展开了前期研究，内容围绕温室气体管理标准体系构建、国际相关标准、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学、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标准和政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及排放源调查监测规范等诸多方面，为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奠定了基础。

　　但是，即使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科学的、被国际认可的标准，也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解决。因为不少专家早已开始担心，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

　　“碳关税”早已正式进入美国、法国等国的政策层面，美国已经开始提出，如果他国不按照美国标准进行减排，就要对他国商品征收碳关税。

　　中国应打出自己的减排特色牌

　　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孙佑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

　　孙佑海认为，欧盟之所以积极地推动减排，主要还是因为欧盟现在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外贸的竞争力很弱，但是他们已经拥有碳捕捉、碳储存等先进技术，如果能将这些技术卖出去，就会使其摆脱目前外贸疲软的现状，并进而争取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制高点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美国方面，其在小布什政府期间退出《京都议定书》，在丧失全球政治的“道德高点”的同时，也将“低碳政治”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欧洲。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由于与小布什政府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故而顺应时势，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替代产业，希望能够重新掌握“低碳政治”话语权。

　　相比之下，孙佑海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不能被欧盟、美国牵着走，应该打出自己的特色牌。虽然中国目前还处在自主减排的阶段，但是今后的减排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而且如果不跟进，就不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对此，孙佑海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不能再单纯地追求GDP；二是加大技术的提升，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排；三是加强管理，特别是立法；四是全民提高节能环保的意识，树立低碳的生活观念。

　　“立法上，其实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已经有了相关法律，比如《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孙佑海还透露，中国已经在研究和酝酿实行碳税和发展碳汇，并且会在适当时机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