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画上句号，其实这个结果也并非意料之外。如先前所预见的，各国对谁来减排和减排多少而互相指责。大会的争吵基本围绕四个焦点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要求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主要是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其次，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第三，对于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和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来达到相关要求，发达国家应当做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第四个，是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做出“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

　　其实，这些焦点问题可以集中简化为一个，即如何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二氧化碳的历史排放，和愿意承认人均排放是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基点，国际合作就无法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而有效解决这四个焦点问题。

　　首先，国际合作会陷入长期减排承诺的恶性循环之中。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由于短期减排存在各种问题，特别是减排成本和经济增长问题，因此各国一般都会设立长期减排目标，但短期减排目标却很不明确、或者很低。因此，对国际减排谈判结果不能过于乐观。

　　其次，由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目前的状况是，在减排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比较直接的说法是既要控制总量，也必须关注增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总量控制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增量控制。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气候变暖，还有一个历史累计排放量的问题。

　　毫无疑问，全球变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而并非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追究历史的排放，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减排负有更大的责任，也符合环境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所以，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意味着，除了降低自己的排放，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负更大的责任。碳减排是一个全球问题，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应对减排的基础和能力不一样，这也是共同减排、不同责任的一个原则基础。进一步说，发达国家的减排活动，如果不兼顾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更多的排放。这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努力减排，而是说清楚现实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上种种问题，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使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谈判注定十分艰难。而且，为了有效解决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有一个制度性安排。比如，如果从公平角度确定人均排放权，可以通过交易或者其他方式，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因此，除了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还需要以公平为基础的制度性安排。人均排放权有其理论基础。环境经济学的排放权理论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财富。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就等于对一定环境容量资源拥有了产权(即环境产权)。这种环境资产产权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如土地所有权、资产所有权等)类似，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转移。如果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问题，就无法解决全球减排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理解，正视历史排放和愿意承认人均排放，并相应做出制度性安排。

　　应该认识到，由于涉及的问题重大，利益也重大，想通过一次气候大会取得成功是不切合实际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失败，大会把气候问题真正国际化、公众化了，因为至少大家的底线都清楚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双边或多边的协商都可以进行，墨西哥会议接着谈，墨西哥会议若不成，还会有其他会议。关键是大家都要记住，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了，小岛国家很着急。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