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听证会上，虽然消费者参加人名单中存在个别参加人身份搞差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13名消费者参加人的整体构成，其作为消费者的属性没有变，是合法的。

　　解说：

　　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大城市一场又一场水价听证会，虽然最终都实现了涨价。但是，围绕着一场又一场听证会，各种各样的争论却使我们不得不担心中国听证会制度的未来。如何吸引公众参与，设置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决策民主如何实现，疑问还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它们都需要得到解决。

　　主持人：

　　王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刚才我们通过看短片，以福州为例，10个人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居然有9个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听证会召开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从听证会设计的根本目的来说，听证参加人，我们老百姓叫听证代表的身份，如果都不能够弄得一清二楚，那么听证会怎么能够产生公信力？

　　主持人：

　　也许有人说他们享有隐私权，如果我不想被人知道就可以不被人知道，可以这么认为吗？

　　王锡锌：

　　我觉得不能这么看。这些听证代表、听证参加人，他们是代表某一种利益，比如说代表消费者来参与，因此他们是代替这些消费者来表达意见的，这就是我对代表的解释。如果说他是代表消费者来表达意见，那消费者如果不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我都搞不清楚……

　　主持人：

　　我能不能被代表？

　　王锡锌：

　　对，你这样的门面代表怎么能够让我相信，我怎么会把这种权利授予你去参加听证会呢？

　　主持人：

　　您刚才跟我讲过，一个听证会代表的构成大概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是经营者，还有一个是专家学者。大概都各占多少比例呢？

　　王锡锌：

　　对于具体的构成比例，我们国家发改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说根据听证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构成比例。但是它有一条硬性规定，那就是消费者的代表或者消费者的参加人，不能少于所有代表数的五分之二。

　　主持人：

　　五分之二，我们以福州这次听证会为例，10 。但是要代表各方各面的消费者，我是什么样的层次，我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他能不能代表我，这样的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王锡锌：

　　首先，从目前的规则来看，这些所谓代表的代表性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首先是人数，毕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小，如果搞得很大会就很难开，就不是听证会而是讨论会了。在人数比较小的情况下解决代表性，其实首先要明确这些人被选来真正要干什么，如果说我们赋予这些听证的参加人或者代表真正来解决问题，选代表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

　　他们是不是可以借听证会这个平台来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说这是一个象征？

　　王锡锌：

　　在很大程度上，就价格决策目的来说，听证会可能是一个程序环节，这个程序环节对于最终的价格决定是一个参考咨询的作用。

　　主持人：

　　这个作用有多大？

　　王锡锌：

　　应该说这种作用并不具有法律上刚性的约束力。你看我们发改委的《政府制定价格的听证办法》非常有意思，它没有用“听证代表”这个概念，尽管我们老百姓一直在说听证代表，其实是我们对代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听证会本来是想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发改委的决策听证办法用的叫“听证参加人”，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描述，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政府制定价格的听证办法》里面，并没有真正地让这些人具有严格的代表性。

　　主持人：

　　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共识，希望通过这样的听证会，让消费者的声音能够在这个决策进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您刚才说了，更多地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程序性方式。问题就是，来自民众的这种诉讼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并且能够反映上去？

　　王锡锌：

　　我觉得应该要真正地让听证会将民众的声音不仅仅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被决策者所听到。而目前的这样一种价格决策整个听证规则，应该说并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去满足、实现民众这样一种期待。

　　主持人：

　　那它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王锡锌：

　　它解决的可能是在程序环节上收集一些不同的意见。

　　主持人：

　　那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王锡锌：

　　它的意义本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落实价格决策里的听证，本来就是想解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所谓民主化就是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被反映出来，所谓科学化，我们看到，听证代表、听证参加人里面，要有一些专家学者。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的实践操作来看，无论是公众的参与，公众声音的表达，还是专家学者在这里真正地去发挥作用，应该说还是不够理想的。